第三百三十一章 我要去日内瓦，代表中方

周五上午九点半，李思远走进了刘辉云的办公室。

他没有带笔记本，只带了那个已经写到第三十页的备忘本。

“刘司长，关于审查小组中方代表的人选，我有一个建议。”李思远开门见山。

刘辉云抬起头，示意他坐下。“你说。”

“我建议由我来担任。”

刘辉云的脸上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理由。”

“三个理由，”李思远伸出手指，“第一，我是目前央行内部最熟悉这个案子所有细节的人。从陈裕康的网络结构、资金流向，到CloudBridge的技术方案、帕克斯的舆论攻击，再到ICAC、FINMA、MAS等多方的调查进展，所有的信息在我这里是汇合的。审查小组的第一次会议，需要有人能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一张完整的地图，向其他签约方代表和秘书处展示中方掌握的情况。这个人必须是我。”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第二，审查小组的工作性质是技术性和法律性的结合。它既要审查CloudBridge的技术方案是否合规，也要调查其背后的商业行为是否违法。我的背景是技术，但过去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处理法律和情报层面的问题。我能和温德尔、Dubois、Huber这些人用同一种语言沟通。派一个纯粹的法律专家或者纯粹的技术专家去，都会有短板。”

刘辉云的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没有说话，在听。

“第三，”李思远停顿了一下，“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次审查是中方第一次在IMF主导的多边框架下，深度参与一次针对复杂跨境金融犯罪的合规调查。我们在小组里的表现，不仅关系到陈裕康案的走向，更关系到未来中方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里的话语权。我们不能只做一个被动的配合者，我们要成为议程的设置者。我要去，不是为了去回答问题，是为了去提出问题，引导审查的方向。”

引导审查的方向。

这六个字让刘辉云的动作停了

下来。他看着李思远，这个他一手从技术处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在过去几个月里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成长。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能解决技术难题的专家，他开始具备一种战略性的视野，一种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找到支点和力臂的能力。

“你准备好了？”刘辉云问。

“我正在准备。”李思远把备忘本翻开，“温德尔要求中方代表在第一次会议前，准备一份关于涉案实体在亚太区域活动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我已经开始写了。它会系统性地梳理出陈裕康网络在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全部已知活动，并附上我们掌握的初步证据链。这份报告本身，就会是中方为第一次会议设定的议程。”

刘辉云拿过备忘本，翻了几页。上面的字迹工整，但线条和箭头勾勒出的关系网络却错综复杂，充满了紧张感。他看到了Victor

Tan的名字被圈在中心，看到了Greystone和Eastbridge的名字，看到了那条从开曼群岛指向华盛顿的资金线。

“你把这些都放进去？”

“对。全部放进去。”李思远回答，“审查小组是一个信息交换的平台。你想从别人那里拿到信息，首先要展示你自己掌握的信息。我们把牌亮出来，Huber才会跟进对Greystone的调查，美国那边才会正视帕克斯的问题，ICAC的协查请求才能在新加坡获得更高的优先级。这是一场用信息换信息的博弈。”

刘辉云合上备忘本，还给了他。

“好。你去。”他做了决定。“总行这边，我会马上走完程序。任命你为央行特别代表，参与IMF日内瓦框架关联实体合规审查小组。对外身份是央行国际司顾问。”

“谢谢刘司长。”

“别谢我。”刘辉云的语气严肃了起来，“思远，你要清楚，从你坐上日内瓦会议室那张桌子开始，你就不再只是李思远。你说的每一句话，提交的每一份文件，都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你的对手不只是陈裕康的律师，还有其他各方的代表，他们背后都有各自国家的利益诉求。你这次去，不是去

查案，是去打仗。一场在规则框架下的战争。”

李思远点了点头，他明白这份任命的重量。

“还有一件事，”刘辉云看了一眼日程表，“审查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什么时候开？”

“温德尔的邮件说预计在下周。具体日期待定。”

刘辉云的秘书在这时敲门进来，递给他一份刚刚收到的传真。刘辉云扫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

他把传真推到李思远面前。

是IMF秘书处发来的正式会议通知。

“框架关联实体合规审查小组首次工作会议。时间：下周三上午九点。地点：瑞士，日内瓦，IMF欧洲办事处。”

周五。通知下周三开会。刨去周末，只剩下两个工作日。刨去飞去日内瓦的十几个小时。

留给李思远准备那份“议程设置”报告的时间，只有不到七十二个小时。

刘辉云看着他：“你刚才说你正在准备。现在看来，你的速度要再快一点了。”

李思远拿起那份传真，上面温德尔的签名清晰有力。

他没有半分退缩，只觉得一股压力混合着某种兴奋的情绪冲了上来。

“报告后天晚上交到您办公室。”李思远站起身，“我现在就回去写。”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李思远几乎没有离开办公室。

朱庆明和国际司的两个年轻同事被派来协助他，负责资料的整理、翻译和格式校对。办公室的白板上画满了实体关联图，比他备忘本上的复杂十倍。每一个节点都标注了信息来源、证据级别和待验证的疑点。

那份“情况说明”的框架在他脑中已经很清晰，但要把每一个细节都用无可辩驳的证据和逻辑串联起来，工作量是巨大的。

他需要把穆长准零散的情报、纪委的约谈记录、公开信息检索的结果、以及施泰纳和温德尔透露的侧面信息，全部编织成一份天衣无缝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目标读者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一批金融监管者和法律专家，任何一个漏洞都可能被抓住，进而影响整个报告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