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章 迟到的平反

二〇一九年，DNA

铁证揭开尘封三十三年的真相之后，被卷入冤案的尹某，终于迎来了申诉的契机。

早在二〇〇九年，他便已经假释出狱。可牢狱二十年的烙印并没有随着走出监狱大门而消散。

当年那份有罪判决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杀人犯的标签紧紧贴在他身上。社会上的偏见与猜忌如影随形，找工作、与人交往处处碰壁，半生的时光已经在高墙之内消耗殆尽。

当李春在在狱中亲口承认第八起少女被害案系自己所为，这份来自真凶的供述，成为推翻旧判决的关键新证据，尹某立刻正式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新京报。

但再审之路布满重重阻碍。数十年前的侦查卷宗已经泛黄，当年那份存疑的毛发鉴定报告依旧记录在档案之中，旧办案机关对当年侦查行为的认定、年代久远证据的灭失，都成为再审程序前行的阻力。

检方重新完整复盘第八起案件全部材料之后，确认当年尹某的有罪供述是在高强度审讯压力之下形成的虚假口供，旧鉴定存在重大缺陷，正式向法院提出请求，判处尹某无罪。

法庭向釜山监狱发出通知，传唤李春在作为案件关键证人出庭。

隔着铁栏与法庭的重重阻隔，李春在面对法官与检察官，平静地复述当年作案经过，当庭承认，一九八八年那个十三岁少女的死亡，完全出自自己之手，和尹某没有任何关系。

部分当年参与办案的老刑警也出庭接受问询，回忆八十年代华城办案的现实处境：刑侦技术匮乏、上级限期破案的重压、全社会汹涌的民愤，种种外部环境，共同催生了这桩冤案。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水原地方法院作出再审宣判：尹某无罪。

一纸无罪判决书，终于抹去了压在他身上长达三十余年的罪名。法庭上，裁判席代表司法机关，向承受长年身心磨难的尹某公开表达歉意。

可迟到的清白，终究换不回已经被彻底摧毁的人生。青春年华早已流逝，名誉损毁带来的创伤根深蒂固，即便拿到无罪判决，漫长的心理重建依旧摆在他的面前。

之后尹某依法申请国家赔偿，最终获得巨额赔偿款，但物质的补偿，永远无法抚平岁月留下的伤痕。

真相大白的另一边，华城连环案的受害者家属，处境同样五味杂陈。

一部分家属苦苦守候三十余年，终于等到确认真凶身份的那一天。可冰冷的法律规则横亘在眼前：华城全部十起命案的追诉时效已于二〇〇六年到期，即便物证确凿、凶手本人供认不讳，也无法

再就这些陈年旧罪对李春在提起公诉、进行法庭审判。

他只需要继续执行杀害妻妹一案所判处的无期徒刑。

还有不少受害者的亲人，没有能够活到真相揭开的时刻。岁月流转，病痛与衰老带走了他们的生命，至死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夺走了自己的家人。

他们穷尽一生想要的正义审判，终究无缘得见。消息传遍韩国，舆论再度掀起滔天巨浪，民众痛陈追诉时效制度的残酷现实。

华城连环杀人案，连同尹某冤案，一同推动韩国社会对司法制度展开深刻反思。

韩国早已在二〇一五年通过

“泰完法”，废除故意杀人重罪的追诉时效，但该法律不具备溯及既往的效力，华城系列旧案无法适用新规。

尽管如此，这一系列举国瞩目的悲剧，实实在在警示了立法与司法界：重大恶性命案，不应当被时间剥夺追责的可能。此后新发生的杀人案件，将不再因岁月流逝而逃脱法律的追究。

回望八十年代那一段漫长的追凶历程，悲剧的链条可以看得格外清晰。

野外现场物证被泥土、雨水污染，造成

B

型血的错误化验结论，直接将

O

型血的李春在排除在重大嫌疑之外；在刑侦手段有限的年代，侦查人员过度依赖

ABO

血型做排除依据；破案高压之下，侦查体系形成对口供的偏重；现场局部特征出现差异，便草率将第八起案件归类为模仿作案。

这不是某一个警察个体的恶意，而是时代技术短板、办案考核压力、制度缺陷多重因素层层叠加，一步步酿成连环悲剧。

真相依靠

DNA

技术得以重见天日，可真相并不等同于完整的正义。真相可以还原发生过什么，却不能够自动抹平已经造成的伤害。尹某洗清了罪名，但二十年冤狱无法撤销；受害者家属确认了凶手，却等不到针对旧罪的法庭审判。很多伤害一旦发生，便永远无法彻底修复。

釜山监狱之内，李春在依旧继续着他的服刑生活。当年那个被狱方认可的

“模范囚犯”，陶艺作品依旧陈列在监舍展览之中。面对讯问与庭审，他会说出程式化的道歉，但心理评估显示他具备明显的反社会人格倾向，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深刻忏悔。谈及当年华城的罪行，他甚至坦言，回忆往事时内心并没有强烈的负罪感。他不需要为华城十余条人命再多坐一天牢。

几十年光阴倏忽而过，今日的华城早已不复八十年代的乡野模样，城镇化推进，大片稻田被楼房与道路取代。当年的土路、田埂、抛尸的荒地，很多已经改变了样貌。那一段笼罩整个

京畿道的黑夜噩梦，被完整记录进韩国的司法史。

这一系列案件留给后世的启示沉重而真切：物证的严谨、对口供的警惕、防范冤案的制度设计、刑侦技术迭代的意义，都在这三十余年的故事之中一一显现。

卷宗被整理归档，喧嚣的舆论慢慢归于沉寂。可那些消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城乡野黑夜里的生命，永远不会再回来。迟到的平反已经到来，但有些伤痛，注定将永远留存于人间。

无独有偶，在上世纪差不多相同时期的中国也发生过一桩高度相似的世纪悬案

——白银连环奸杀人案，凶手高承勇的人生轨迹与李春在有着诸多耐人寻味的重合之处。

上世纪一九八八年至二〇〇二年，高承勇在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两地持续作案，十一名女性惨遭杀害，受害者年龄跨度从八岁到成年女性，作案手段残忍，当地民众长期活在巨大的恐慌之中。

和李春在一样，现实生活里的高承勇外表普通，沉默寡言，结婚生子，拥有看上去完整的家庭。邻里、亲友完全不会把这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和系列凶案的恶魔联系在一起，依靠普通人的外壳，他也隐藏罪恶长达二十八年之久。

两起案件，都发生在刑侦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当年大规模摸排，数十万份指纹、血样人工比对，耗费海量警力，却始终找不到真凶；凶手都擅长在案发之后蛰伏、收敛行为，躲过一轮轮排查；两桩跨越数十年的悬案，最终全部依靠

DNA

技术的飞跃，才打开突破口，将隐藏多年的真凶锁定归案。

但两案的结局，又有着天壤之别。

在中国法律框架下，立案之后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不受追诉时效限制，加之高承勇最后一起作案时间为二〇〇二年，所有罪行均可依法审判。高承勇被提起公诉，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后依法执行死刑，十一名遇害者的冤屈，得到了法庭完整的裁判回应。

反观李春在，因为韩国旧刑法追诉时效的桎梏，华城的十数条人命，已经无法再对他进行起诉审判，只剩下一份侦讯笔录记录他的供述，这也成为两桩相似悬案最让人唏嘘的分野。

两个国度，两段跨越数十年的血色往事，共同揭示同一个现实：在没有

DNA

技术的年代，仅凭口供、血型、指纹，很容易被现场污染、人为疏漏、时代局限引入歧途；恶魔并不总是面目狰狞，他们常常就混迹在普通人中间，拥有寻常人的身份、家庭与社交，用安分的表象掩盖心底的暴戾。

技术可以还原真相，但制度设计，才决定真相能否最终兑现为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