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八章 远方的电话

圣辉城政务院，新历18年1月3日，晚上九时。窗外的天早就黑了。不是那种慢慢暗下来的黑，是忽然黑的，像有人在天上盖了一口锅。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一片很深很深的黑，深到看不见对面楼的轮廓，深到路灯的光被吞进去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黄点，深到整座城市像沉到了海底。风从北边吹过来，不是一阵一阵的，是持续的，像一个人蹲在墙角哭，哭了一整天，嗓子哑了，哭不出声了，还在抽噎。风把窗玻璃吹得轻轻响，那响声不像是风在敲，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敲了很久，没有人应，还在敲。

章知好坐在办公室里。灯开着，是日光灯，两根灯管，一根已经烧黑了头，另一根在闪，闪一下，暗一下，闪一下，又亮起来。那光白得发青，照在桌上，照在文件上，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脸照成青白色的。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领口勒着喉咙，勒得她有点喘不过气。她把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一颗，又觉得冷，又系上了。她的手放在桌面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洗不掉。不是洗不掉，是不想洗。洗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就忘了。忘了，就心安了。心安了，就能睡了。她不想心安，也不配心安。

桌上的文件堆得很高。最上面那份是东川省失业补贴发放情况的汇总报告，封面上印着红头，盖着公章，公章是圆的，红印油还没干透，在灯光下泛着光。她翻开它，已经翻过很多遍了。数字都对，每一笔都对。七万三千人，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总额八亿一千一百一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她算了很多遍，用计算器按，用手工加，用心算过。没有错。数字不会错。错的是她。她把文件合上，推到一边。她的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下，又收回来。

她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黑色的小本子。本子是皮的，很厚，边角磨圆了，锁扣是铜的，发暗，不是氧化，是摸的次数太多了，汗渍把铜色磨掉了，露出底下灰白的金属。她打开锁扣，翻开本子。里面夹着一张存折。存折是新的，边角很整齐，没有折痕，没有污渍，连指纹都没有。她在银行拿到它的时候，用袖子擦了擦，怕上面留下什么不该留下的东西。存折上印着她的名字，章知好。存入金额：一百万元。存入日期：新历17年12月10日。存入行：圣辉城商业银行东城支行。那些字是打印的，宋体，黑色，整齐划一，看不出任何情绪。但它有情绪。它压在她心上，像一块石头，不大，但很沉，沉到她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她看着那张存折，看了很久。她不看数字，她看那些字。章，知，好。三个字。她父母给她起的。知书达理的知，好。好什么？不知道。也许是好女儿，也许是好学生，也许是好干部。她现在还是好干部吗？不是了。从她把这张存折放进本子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好干部了。她是一个贼。一个偷了工人血汗钱的贼。一个帮黑心老板截留国家补贴的贼。一个坐在办公室批文件、开会、签字、拿工资、领奖状的贼。她的奖状还在墙上，玻璃框里，写着“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青年标兵”。那些字还在笑。她不敢看它们。她把本子锁进抽屉，钥匙拔下来，握在手心里。钥匙是铜的，很小，很凉，硌着掌心。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是她呼出来的气。她伸手擦了一下，擦出一小片透明的区域，露出外面的夜色。什么也看不见。天黑透了，连路灯的光都被雾吞掉了。她把手按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她的手也是凉的。她按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画了一个圈。圈是圆的，闭合的地方没有歪。她看着那个圈，看了一会儿，把手收回来。圈还在，水汽重新凝上来，慢慢模糊了边缘，像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

她想起那个给她存折的人。他姓钱，叫钱多多。不是本名，是外号。本名叫钱德厚，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肚子很大，走路的时候先迈左脚，然后右脚跟上去，像一只企鹅。他是东川省的一个企业主，做纺织生意的。他的厂子叫“德厚纺织厂”，名字用的是他的本名。他喜欢别人叫他钱总，不喜欢别人叫他钱多多。但这个外号太响亮了，叫的人太多，他拦不住，后来也不拦了。他的厂子效益不好，欠了一屁股债。不是一屁股，是很多屁股。工人工资欠了半年，供应商货款欠了一年，银行的贷款还不上，利息滚利息，滚成了一座小山。他每天被人追债，有打电话的，有上门堵的，有写大字报贴在厂门口的。他不怕。他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等。等国家出政策。等国家发钱。等国家救他。

他等到了。国家出了政策，失业补贴，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他的厂子有一千二百个工人。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总额是一千三百三十三万三千二百元。他想要这笔钱。不是给工人，是给自己。工人走了，厂子就彻底完了。厂子完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房子、车、存款，都被银行封了。他老婆跟人跑了，孩子也不认他了。他不想什么都没有。他想要那笔钱。他找到了章知好。

他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她的。不是特意找的，是朋友介绍。朋友说，这是章处长，财政部的，年轻有为。他说，章处长好。她点了点头，没有笑。他敬了她一杯酒，她喝了，面无表情。他没有放弃。他又敬了她一杯，她又喝了，还是没有表情。他知道，这种人不好对付。不好对付才值得对付。容易对付的人，给钱就行了。不容易对付的人，要给更多的钱。他给了她一百万。一百万，不是小数目。他借的，从高利贷那里借的。利息很高，月息五分。他不在乎。只要拿到那笔补贴，什么债都能还上。她收了。她把钱存进了银行，等着。等风头过了，把钱取出来，买房，买车，买包，买衣服，买那些她想要很久但一直买不起的东西。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不敢想。想了，就会停。停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后悔了。后悔了，就晚了。晚了，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只能一直走。走到头，走到死。

她走回桌前，坐下。她拿起电话，手指在拨号盘上停了一下。她的手指在抖，不是冷，是另一种东西。是那种从心里往外渗的、控制不住的、想停也停不下来的东西。她把手指放在拨号盘上，第一个数字是国际长途的区号，四个数字。她拨了第一个，手指抬起来。她拨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她的动作很慢，像是每个数字都有重量，按下去要花很大的力气。拨完了，把话筒放在耳边，等着。

嘟。嘟。嘟。一声，两声，三声。每一声都像敲在她心上。她等着。电话那头接了。

“喂，妈妈？”声音很年轻，很清脆，像冬天踩断一根枯枝。是章涵意。她的女儿。今年十九岁，在欧罗巴联盟的一所大学读书。学的是艺术史，不是她选的，是她自己选的。她说她喜欢画，喜欢雕塑，喜欢那些不会说话但能让人看懂的东西。章知好不懂，但她没有反对。她让她去了，给她交了学费，给她寄了生活费。钱不是她的，是国家的。是国家给她的工资，是她应得的。她每一分都记得，每一笔都记在账上。她没有用那笔赃款。她用工资养女儿，给女儿交学费，给女儿寄生活费。她花得心安理得。那笔钱，不是赃款。她每次这样告诉自己，心就会安宁一会儿。只是一会儿。然后又会疼。疼了，再告诉自己一遍。一遍一遍，像念经。

“涵意。”她的声音很轻，很柔，像怕把什么东西惊醒。她的嘴唇在动，但声音不大。她的手握着话筒，握得很紧，指节泛白。她的指甲掐进手掌里，掐出四道月牙形的印子。

“妈妈，你怎么这个时间打电话？国内现在应该是晚上吧？你还没下班？”章涵意的声音里带着一点惊讶，一点担心，一点撒娇。她在那边应该是刚洗完澡，头发还没干，水珠滴在手机屏幕上，她擦了一下，屏幕又花了。她的房间里开着暖气，很暖和，她穿着一件很薄的睡衣，脚上穿着一双毛绒拖鞋，拖鞋上绣着一只兔子。她的桌上放着一杯热可可，可可已经凉了，她忘了喝。她的电脑开着，屏幕上是一个还没写完的论文，题目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与世俗权力的博弈》。她写了两千字，写不下去了。她在这时候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没下班。还在办公室。”

“你又加班！你总是加班！你都不睡觉的吗？你看你都瘦了，上次视频的时候你脸上都有皱纹了。你要多休息，多吃点好吃的，别老吃食堂。食堂的菜不好吃，又咸又油，对身体不好。”章涵意一口气说了很多，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她的声音里有关心，有责怪，有撒娇，有心疼。她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想说一句话——妈妈，我想你了。但她没有说出来。她不好意思说。她十九岁了，不是小孩子了。小孩子才说“我想你”。大人不这样说。大人说“你瘦了”，“你要多休息”，“你脸上有皱纹了”。她说这些，每一句都是“我想你”。

章知好听着，没有打断。她舍不得打断。这个声音，是她在这世上唯一还牵挂的东西。她丈夫不知道她的事，她父母不知道她的事，她朋友不知道她的事。没有人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一个人扛着，扛得很累。但她不能放下，也不敢放下。放下了，就没了。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涵意，你听妈妈说。”

“嗯，你说。”

“你过几天要回国？”

“对呀，我票都买好了。一月十号的飞机，十二号到。我想给你个惊喜，没想到你提前打电话来了。”章涵意笑了，笑得很开心。“妈妈，我好久没吃你做的红烧肉了。你到时候给我做，好不好？我想你想得不行。”

章知好的喉咙堵了一下。她咽了一下，把那口气咽下去。那口气很硬，像一块石头，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她咽了一次，没下去。又咽了一次，还是没下去。她用指甲掐了一下虎口，疼了一下，那口气下去了。

“涵意，别回家。”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安静了很久。久到章知好以为电话断了。她看了一眼话筒，指示灯还亮着。她在等。“……什么？”

“别回家。这几天，那些地民犯的事有点多。东北那边出了很多事，死了很多人。中央震怒了，派了巡查组下去。到处都在查，到处都在抓人。你回来，不安全。”

这些话是她临时编的。东北确实出了事，死了很多人，中央确实震怒了，派了巡查组。这些都是真的。但她不让女儿回家的原因，不是这些。是她自己。她怕女儿回来，看见她被抓走。她怕女儿回来，看见她戴着手铐，被人押着，从办公室走出来，从家里走出来，从任何地方走出来。她怕女儿哭。她怕女儿问她为什么。她怕自己说不出口。她说不出口。她说不出口——妈妈拿了别人的钱，拿了那些工人的钱，拿了那些等着钱吃饭、等着钱买药、等着钱活命的人的钱。她说不出

口。她一辈子都说不出口。

章涵意沉默了片刻。她的沉默很短，但章知好觉得很长。长到她能听见电话那头女儿的心跳，能听见女儿在思考，在犹豫，在担心。“妈妈，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的声音不对。”

“没有。妈妈没事。妈妈就是想你。想你，怕你回来不安全。你听妈妈的话，这几天过了你再回家。等风头过去了，妈妈去机场接你。”

“风头？什么风头？妈妈，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章涵意的声音变了，不是刚才那种叽叽喳喳的活泼，是那种隐隐的、不安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沉的紧张。她坐直了身体，把电脑合上，把热可可推到一边。“妈妈，你是不是在哭？”

章知好没有哭。她的眼睛是干的，没有泪。但她的喉咙堵得厉害，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她的鼻子酸了，眼眶发热，但没有眼泪。眼泪已经流干了。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在那些她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瞪着天花板、数着自己的心跳的夜里，她已经把眼泪流干了。她以为自己不会再哭了。现在她才知道，哭不一定要流泪。哭也可以喉咙堵，鼻子酸，眼眶热，但没有一滴眼泪。

“没有。妈妈没哭。妈妈就是有点累。这些天事情太多了，加班加得太晚了。你不用担心妈妈，妈妈好好的。”

“那你答应我，不许骗我。”

“不骗你。”

“那你发个誓。”

“发誓？”

“嗯。发誓你没有骗我。如果你骗我，你就……”章涵意停了一下。她在想一个足够狠的誓言。她想到了。“你就……你就再也吃不到我做的菜。”

章知好笑了。不是大声笑，是很轻的笑，像风吹过水面。她知道女儿不会做菜。她做的菜很难吃。上次她回家，给章知好做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炒糊了，西红柿还是生的。章知好吃了，说好吃。女儿不信，自己尝了一口，吐了。她说，妈妈你骗人。章知好说，没有骗人，你做的我都爱吃。女儿哭了。她是笑着哭的。

“好。妈妈发誓。如果妈妈骗你，就再也吃不到你做的菜。”

“这还差不多。”章涵意也笑了。她的笑声里有放心，有得意，有一点点撒娇。她不知道这个誓言对章知好来说，意味着什么。章知好知道。她可能再也吃不到女儿做的菜了。不是女儿不做了，是她吃不到了。她可能在监狱里，可能在刑场上，可能在另一个世界。她不知道。她不敢想。

“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回家？”

“等妈妈打电话给你。妈妈说可以回了，你就回。妈妈不说，你就不要回。你听妈妈的话，妈妈不会害你。”

“知道了。那我等你电话。你快点打，别让我等太久。等久了，我就老了。老了就不好看了。不好看你就不想见我了。”

“不会。你永远好看。”

“你骗人。”

“不骗人。”

“那你再说一遍。”

“你永远好看。”

章涵意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朵被阳光晒开的花。她的笑声在电话那头回荡，撞在墙壁上，被吸收，被粉碎，只剩下一点点余音，传到章知好的耳朵里。章知好闭了一下眼睛。她在听。她在记。她在把女儿的笑声刻进骨头里，带到下面去。下面很冷，没有笑声。她要带一点下去，暖暖身子。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课。妈妈你早点睡，别熬夜。熬夜会掉头发。你已经没多少头发了，再掉就秃了。”

“好。”

“那我挂了啊。”

“嗯。”

“妈妈。”

“嗯？”

“我爱你。”

章知好的手抖了一下。她把话筒握得更紧了一些。她的手指在抖，手臂在抖，身体在抖。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咽了很多次。咽到最后，声音很小，很小，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妈妈也爱你。”

电话挂了。嘟嘟嘟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很轻，很远。章知好把话筒放下，坐在那里，看着那部黑色的电话。电话是旧的，按键上的数字磨没了，只留下几个模糊的印子。她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把脸埋在掌心里。她的肩膀没有抖，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只是把脸埋在掌心里，让掌心的温度把她的脸慢慢暖热。她没有哭。她不会哭。哭了，就是软弱。软弱了，就会被发现。发现了，就会被抓。被抓了，就会判。判了，就会坐牢。坐牢了，就会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白死。所以不能哭。

她抬起头，看着窗外那片黑。风吹过来，把窗玻璃吹得轻轻响。她伸出手，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是圆的，闭合的地方没有歪。她看了一会儿，把手收回来。那个圈在玻璃上停留了片刻，被水汽覆盖，慢慢模糊，最后消失了。像她的一生。像她做过的那些事。像她拿过的那一百万。像她签过的那份文件。像她骗过的那些人。都会消失。消失之前，她想让一个人知道。不是原谅，不是理解，不是同情。只是知道。知道她是一个贼。知道她偷了不该偷的东西。知道她对不起那些等着钱吃饭的人。她不能让他们白等。她还不了，但她可以认。认了，就是还了。还不了，就欠着。欠着，就得还。还到还完为止。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知道，那里有一个人。她的女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欧罗巴联盟的某个城市里，在一间温暖的房间里，坐在书桌前，看书，写作业，听音乐。她不知道她妈妈在做什么，不知道她妈妈在想什么，不知道她妈妈在担心什么。她只知道，她妈妈爱她。她妈妈永远爱她。她妈妈不会害她。她妈妈不会骗她。她妈妈不会让她失望。她妈妈不是一个坏人。她妈妈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会犯错、会后悔、会偷懒、会撒谎的普通人。她犯了错，后悔了，偷了懒，撒了谎。但她不会伤害她。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她不会让她知道，她妈妈是一个坏人。她不会让她知道，她妈妈是一个贼。她不会让她知道，她妈妈拿了别人的钱，截了别人的命，害了别人。她不会让她知道，她妈妈是一个小偷。偷的不是钱，是命。是那些等着钱吃饭的人的命。是那些在雪地里走了一夜、脚上长满冻疮、只为了省一块钱车费的人的命。是那些在厂门口蹲着、缩着脖子、把手插在袖子里、等着领钱的人的命。她偷了他们的命，他们也许还活着，也许已经死了。她不知道。她不敢问。她不想知道。

她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她拿起笔，翻开一份新的文件。文件是白的，纸很厚，上面印着几个字——《东川省失业补贴发放情况复查方案》。她看了第一行。字是印的，宋体，黑色。每个字都认识。但她看不懂。不是看不懂，是不想看。看了就头疼。头疼了就不想看了。不想看了就合上了。合上了就放到一边了。放到一边了就忘了。忘了就安心了。安心了就睡了。睡了就不想了。

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她想起女儿说的话。妈妈，我爱你。她说了很多遍。每一次，她都说，妈妈也爱你。这一次，她也说了。但她知道，她可能再也听不到了。不是女儿不说了，是她听不到了。她可能被抓，可能被判，可能被枪毙。死了，就听不到了。听不到了，就不能说了。不能说了，就欠着。欠着，就得还。还到还完为止。还不完，就欠着。欠着，就是一辈子。她欠她一辈子。她欠她一个妈妈，欠她一个家，欠她一个清白。她还不了。还不完。欠着吧。

她睁开眼睛。窗外，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极细的光，灰白的，像有人用刀在夜幕上划了一道口子。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三声，接了。

“博雷罗。”

“章处长。”

“东川省的失业补贴发放情况，有问题。钱多多的那一千二百个工人，可能没有领到足额的补贴。你查一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算的。数字不对。每个人少了两千块。一千二百个人，就是二百四十万。钱多多用这笔钱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笔钱不是他的。是工人的。工人的钱，不能少。少了一分，也是少。少了一分，就要补。补不了，就赔。赔不了，就跪。跪了，就求。求了，也许他们会原谅。不原谅，就一直跪。跪到他们原谅为止。”

“你知道是谁干的？”

“知道。”

“是谁？”

章知好沉默了片刻。那段沉默很长，长到她能听见自己心跳。咚，咚，咚。很慢。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敲钟。她在等那口钟敲完。钟敲完了，她开口了。

“我。”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过了很久。久到她以为博雷罗睡着了。然后博雷罗开口了，声音很低，很沉，像从地底传上来的。

“你来圣辉城，当面说。”

“好。”

她挂了电话。她站起来，整了整衣领。她的动作很慢，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动过的人，在重新学习怎么动。她走到衣架旁边，取下那件深灰色的大衣，穿上。扣子从下往上，一颗一颗，系得很慢，很稳。系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又松开了。她没有系那颗扣子。她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很安静。灯还亮着。桌上摊着文件。抽屉锁着。那本黑色的小本子还在里面，那张存折还在里面。她不会带走它。她会把它交给博雷罗。交给国家。交给那些工人。一百万元。一分没花。她花不掉。她也不敢花。她知道，那不是她的。从她收下它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她只是不敢承认。现在她敢了。晚了。晚了也得认。认了，才能还。还了，才能睡。睡了，才能醒。醒

了，才能接着活。她不能停。

她走出办公室。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地砖是灰的。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稳。她的高跟鞋踩在地砖上，发出很清脆的声响，嗒，嗒，嗒，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敲木鱼。她的影子在灯光下被拉得很长，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走廊的尽头。她走进电梯，按了一楼。门关上，数字从顶楼一层一层往下跳。六十七，五十八，四十二，三十一，十九，七，一。门开了，一楼大厅很空，只有值班的卫兵。卫兵看见她，立正敬礼。她没有回礼。她走出大门，站在台阶上。风吹过来，很凉，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有理。远处，那面旗还在飘着。红底，金星。她看了很久。然后她走下台阶，走进车里。车门关上了。车开了。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不回了。不回了，就欠着。欠着，就得还。还到还完为止。她不能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