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深夜报警

晚饭还在桌子上放着，可甄玉无心吃饭，她在等她的丈夫杨如海。饭，她已经热了两次了，可是杨如海还没有回来。一种不祥的预感再次袭上她的心头。其实这个预感在傍晚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占据了她的整个思想。只是现在，是越来越浓了。浓得化不开，抹不去。

今天上午，杨如海说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她没有问他到哪儿去，开什么会。这是纪律。

甄玉是去年农历10月16日与杨如海在武汉结的婚。结婚以后不久，杨如海就奉命来上海主持江南特委军事处的工作。考虑到他们刚刚结婚，再加上杨如海在上海也确实需要有一个家庭做掩护，一个月前，组织上安排甄玉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军事处联络员的工作。

自从参加地下工作以来，她首先学会的一件事就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杨如海与她虽然很恩爱，但是，那只是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杨如海一直严格地遵守着地下工作的纪律，不应该让甄玉知道的事情，他绝不会说。

中午，杨如海没有回家，她心里就有点着急，但是，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杨如海忙起工作来，经常连个电话也忘了往家里打。可是，到了晚上还没有回家，这就很不正常了。自从她和杨如海结婚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她越想越沉不住气，便从书架上找出了那本《唐诗三百首》，从目录里找到了《长恨歌》，然后翻到这首诗所在的那一页，就在这首诗的题目下面，写着“胡老板”三个字，后面是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好像是读书人在读书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很随意地记下的一个电话号码。

她不知道这个“胡老板”是谁，但是，她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杨如海曾经再三叮嘱她，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打这个电话的。自从她担任军事处的联络员以后，杨如海就把这个神秘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她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重要性，所以，她在看了一遍以后，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号码。但是，今天要用到这个号码时，她还是找出了这本书，找到了这个号码，再仔细地看了一遍，生怕出错。

杨如海在告诉她这个号码的时候，就曾经对她说过，从事地下工作，是不容许出错的。因为，它不像普通的工作，做错了还有机会可以改正。做地下工作，你出了错，是不会有改错的机会的。杨如海还告诉她，有一个特委机关的同志就是因为打错了一个电话，结果导致整个机关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逮捕。

她拿起话筒，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小座钟，犹豫了一下，又把话筒放下了。这个电话不能在家里打，必须到外边街道上的公用电话亭里去打。

她走到门口，迟疑了一下，又转身回到房间里，在房子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她又来到书桌前，看了一眼小座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

甄玉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她心想，最晚等到十点钟，如果到那时还不回来，就打这个电话。想到这儿，她便紧紧地盯着那个小座钟。

有时，她觉得这个小座钟走得太慢了，她犹豫要不要改变主意，提前打那个电话。可很快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有时，她又觉得小座钟走得太快了，或许，杨如海正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自己刚刚打了电话，他就回来了，那就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杨如海曾经告诫过她，只要打了这个电话，就会有一个重要机关立刻启动，迅速做出反应。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个电话不能打。

此刻，她多么希望听到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啊！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

墙上的挂钟响了一下，陆岱峰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其实，他不用抬头就知道，现在是晚上九点半了。他合上书，一伸手按熄了台灯。房间里一下变得漆黑。陆岱峰坐在藤椅里没有动，他先闭了一会儿眼，然后再慢慢地睁开，适应了一下。接着他站起身，慢慢地走到临街的窗前，窗帘拉得严严的，他就站在窗帘的后面，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从一侧掀起了窗帘的一角，露出一道缝隙，悄悄地向外面看去。对面的楼上大多数窗户里的灯还亮着，从二楼往下看，街道上仍有人在行走。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也就是说一切正常。

陆岱峰后退了一步，又慢慢地坐回到藤椅里。他在黑暗中坐着，一动不动。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从来不把自己房间里的灯亮到很晚。他规定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每晚必须在十点以前熄灯。

但是，他每天都睡得很晚。熄灯以后，他就静静地坐在藤椅里，把白天所做过的工作像放电影一样在自己的脑海里过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因为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一点疏漏也不能有的。一个小小的疏漏，付出的有可能就是血的代价——自己或者战友的生命。他并不怕死，但是，自己肩上担负的是特委的安全，这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因此，每一次行动他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精心策划，不能有半点儿纰漏。所以，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反而是他的思维最为活跃的时候。

今天晚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上午的事情反复在他脑海里浮现，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尤其是他在茶楼里遇到的那个中年人，更是搅得他心神不宁。可是，按照规定，在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他不能擅自和常委们联系。

这几个常委的住处在特委里只有他这个保卫处主任知道。常委们互相之间也不知道。他很为杨如海的安全担心，可是，他却连一个电话都不能打，这也是组织的规定。因为电话都是经过电话局转接的，他担心电话局里有敌人的暗探，即便是用暗语联系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和特委几个常委家里虽然都安装了电话，但是他们之间很少用电话联系，除非是有很紧急的情况出现。

他就这样坐着，听到挂钟敲了十下。就在挂钟刚刚响完之后，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把自己电话铃的响声调得很低，但是，在这个寂静的夜里，这低低的铃声还是使他吃了一惊。知道他的电话的人很少，在特委机关，就只有几个常委知道。在他所领导的保卫处里面，也只有副主任兼行动队队长李克明和情报科科长凌飞、联络组组长钱如林三人知道。并且，没有紧急情况，是不允许往他这儿打电话的。只要这个电话一响，就说明出现了紧急情况。

陆岱峰赶紧抓起听筒，他只是说了一声：“喂——”，电话里立刻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您是胡老板吗？”

陆岱峰只说了两个字：“我是。”

甄玉说：“我们家老柳上午九点多钟就出去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不是到您那儿去了？”

陆岱峰一听，脑子里“嗡”的一下，他知道这个电话是军事处主任杨如海的妻子甄玉打来的。杨如海的化名是柳风，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律称呼化名，在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如此。

今天上午九点半军事处在秘密联络站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就由杨如海主持。上午的会议只开了一个半小时，十一点准时散会，与会人员分批撤离。开会之前，李克明安排的行动队队员就化装分散在秘密联络点附近，负责保护与会领导的安全。陆岱峰就在离联络站不远的悦来茶楼里亲自指挥，散会以后，他亲眼看见杨如海从茶楼下面走过，拐进了回家的那条街道。

他来不及细想，赶紧对甄玉说：“他不在我这儿，不过你别着急，我想他可能是遇到其他什么朋友了，我让人帮你去找一找。”

他刚挂断了电话，他的“妻子”萧雅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他虽然是在租界里活动，但是国民党的警探和巡捕房一直秘密勾结起来对付共产党，他们非常多疑，单身的男子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为了便于隐蔽，组织上安排萧雅与他假扮夫妻。实际上，萧雅是他的助手。在他们的卧房里，床上铺着两床被褥，可实际上，每到晚上，他都是在书房里临时铺一张席子，睡“地铺”的。显然，电话铃声惊醒了萧雅。她关切地问：“出什么事了吗？”

陆岱峰皱了一下眉头。“杨如海同志可能出事了。”

萧雅着急地问：“那怎么办啊？”

陆岱峰没有说话，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联络组组长钱如林的电话。电话一通，陆岱峰就压低了声音说：“四表弟吗？我是你表哥胡东啊，姨妈生病住院了，你马上到四马路26号去接表姐。让她把贵重的东西都随身带着，以防被人偷去。把她送到15号，那里有一辆车子送她去医院。我在隔壁的16号等你们。”

这些话都是一些暗语，姨妈病了，意思是出大问题了。贵重东西指的是特委文件等。而15号，并不是一个住宅的号牌，而是指15号秘密联络站，16号也是这样。而且，15号联络站与16号联络站也不是隔壁，它们根本就不在一个街道上。这样说话，即便是有人听了去，也不会发现什么问题，即便敌人多疑，猜到了什么，他们也无法找到15号、16号。这些暗语中唯一提到的一个真实地点是四马路26号，因为四马路确实是有一个26号，但是，那并不是杨如海的住处。陆岱峰一开始称呼钱如林为“四表弟”，又说自己是“表哥胡东”，意思是四马路往东的第四条街道，这也是早就与钱如林约好了的。这样一来，即便敌人产生怀疑，还没等他们在四马路26号布好防，钱如林就早已经从与它相隔四个街道的26号把人接走了。

挂了电话，陆岱峰对萧雅说：“赶紧收拾一下，我们也得马上转移。”

萧雅疑惑地望着陆岱峰。陆岱峰知道她想说什么，没等她开口问，他便很严肃地说：“这是以防万一，只要知道我们这个地址的人出了事，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都得立刻转移。你先到古玩店将就一晚上，明天我们再另找房子。我要到联络站去开个会。”

萧雅说：“可杨如海同志并不知道咱们的住处啊。”

陆岱峰说：“可是他知道这个电话。通过这个电话是能找到我们的。”

陆岱峰古玩店的地址只有保卫处几个核心成员知道，而他的家庭住址却没有人知道，但是他的这个电话几个常委都知道。

萧雅没有说什么，她立刻紧张地收拾起来。好在他们租房子的时候就连同房东的家具都租用了。所以走的时候收拾起来也就很简单。就在萧雅收拾东西的时候，陆岱峰又用暗语分别给情报科科长凌飞和行动队队长李克明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刻到16号联络站开会。

为了避免引起房东的怀疑，他让萧雅到一楼敲开房东的门，对他们说自己的先生突然肚子疼得厉害，要到医院去看看。这样一来，即便是他们不再回来，房东也不会怀疑，因为他们还欠着房东半个月的房租呢，房东一定以为他们是没有钱了，为了赖掉那一点房租而不再回来了。照他的为人，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为了自己和组织的安全，他却不得不这么做。

虽然已是春末夏初，但是夜晚还是有点凉飕飕的。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马路上，一个头戴礼帽的人急匆匆地走着，每当走到房子阴影中时，他便机警地向身后看看，确定没有人跟踪之后，迅速地拐进了一条弄堂。他一边快步走着，一边辨认着门牌号码。当他看清26号时，又迅速地向四处打量了一番，然后走上前去敲门。

甄玉在电话中听到让人帮她找一找，就知道事情不妙。她赶紧把一些重要文件整理了一下，烧掉了一些无法带走的文件，然后把随身替换的衣服打了包。正在这时，她听见传来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前边是两长一短，后边是一短一长一短。她立刻来到门边轻声问：“是谁在敲门？”

外边的人答道：“表姐，姨妈叫我来接你回家。”

甄玉说：“前天我刚从母亲那儿回来，怎么今天又来接我呢？”

“表姐，你不知道，姨妈得了急病，这才让我来接你去看看，准备明天去住院。”

甄玉一听暗号都对，便打开房门。钱如林闪身入内，随手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说：“老刀让我来接你，都收拾好了吗？”

听了钱如林的话，甄玉愣了一下，因为“老刀”这个名字她是听说过的，她虽然不知道谁是老刀，但她知道老刀在党内负责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人们把他传得神乎其神。只要老刀的人出现，就说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同时，只要老刀的人出现，就说明有人保护你了，你已经是安全的了。难道自己刚才打的那个电话就是打给老刀的？

钱如林见甄玉愣在那儿，便又问了一遍：“都收拾好了吗？”

此时，甄玉才像从梦中醒悟过来，她赶忙说：“都收拾好了。”

甄玉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因为既然老刀派人来了，那么就说明杨如海出事了。她焦急地问：“我们家老柳呢？他出事了吗？”她不知道来的人是否知道她丈夫杨如海的真实身份，所以她只能问“我们家老柳”，而不能问老杨。

钱如林在黑暗中很快地说：“我不知道。我刚刚接到老刀的电话通知，让我来这儿接你。我想，等转移出去以后，老刀会把事情的详细情况告诉你的。”

甄玉一想，觉得钱如林说得很有道理。她推断，刚才那个电话就是打给了老刀。也就是说，老刀是在接到自己的电话以后，怕出什么意外才安排人来把自己转移出去。她站在那儿，呆呆地想着心事。钱如林沉不住气了，他低声地催促道：“我们赶快行动吧！”

甄玉只得把自己的思绪收回来，领着钱如林来到屋里，把一个小包交给钱如林：“这是一些重要的文件。”然后她挎起自己的衣包。

钱如林问：“还有其他文件吗？”

“没有了。”

“你再想想，千万不要漏下什么！”

甄玉想了一想，放下手中的包袱，迅速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唐诗三百首》，找出记有电话号码的一页撕下来，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烧掉。

两人迅速出门而去，很快便消失在暗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