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老刀的分析

在大世界游乐场的一个咖啡厅里，很多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天。陆岱峰和凌飞、钱如林也在其中。

他们三人从小白宫饭店出来以后，混在四散而逃的人群里向外跑，可很快他们发现各个路口早就有巡捕把守着，不让任何人出去。陆岱峰便扭身向大世界游乐场走去，凌飞和钱如林也紧紧跟随。他们从饭店里出来以后便迅速地换了装，恢复了平时的打扮和模样。他们都是有公开身份的人，不怕盘查。但是，也并不到路口去，因为，即便敌人查问不出什么，也会把今天在这儿出现的所有人都登记在案，日后一定会进一步监视和追查，那就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大麻烦的。所以，陆岱峰在选择行动地点的时候，认真考虑一番之后，选择了靠近大世界游乐场的这个地方。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可以迅速地撤进大世界。

大世界游乐场的后台老板是上海滩头号流氓大亨黄金荣，他自称是青帮“天”字辈老大，青帮的势力很强大，渗进了政府各部门以及军警系统。同时，他还担任着法租界巡捕房的总探长。谁敢到他的地盘上随便抓人呢？

小白宫饭店与大世界游乐场相隔只有几百米，这儿只有两名巡捕在把守。由于大世界游乐场是黄金荣的地盘，这儿又是法租界，国民党的特务不能公开在这儿把守。他们都在远处。可是，由于其他的路口都有很多巡捕和特务把守，人们便一窝蜂地往这边跑，两名巡捕根本就守不住。人们很快就冲过去了。

大多数人冲过大世界游乐场的门口，继续向前冲，可是还是被远处的巡捕和特务给拦住了，依然是要挨个接受检查。陆岱峰和凌飞、钱如林混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便毫不犹豫地转身进了大世界游乐场。

陆岱峰和凌飞、钱如林三个人坐在咖啡厅里，一边悠闲地喝着咖啡，一边轻声地交谈着。来咖啡厅的人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他们都是轻声慢语地说着话。这种氛围正好适合陆岱峰他们。

陆岱峰他们选择了大厅的一角，陆岱峰靠墙而坐，这样他就能够把整个大厅的情况尽收眼底，同时，也避免了在他背后有人坐得太近或者有人从身后经过听到他的谈话。凌飞和钱如林坐在他的对面，陆岱峰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是，凌飞和钱如林都能很清楚地听到。

陆岱峰放下咖啡杯，脸上带着笑容，在外人看来，好像是一个生意人在很高兴地谈着自己的生意。但是，他说出的话，却是无比的沉重。

“军事处会议以后，杨如海同志不幸被捕。经过我第二天的考察，确定敌人是有计划地秘密逮捕。那么，这就说明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这个叛徒会是谁呢？首先要看谁能泄露开会的消息，除了军事处参加会议的几个人以外，再就是我们保卫处的人，可那天参加行动的一般队员事先根本不知道，而是来到现场后才告诉他们具体的任务，所以他们不可能事先向敌人通风报信。那么参加行动的保卫处人员里面有机会透露消息的只有我、李克明，还有你们两个。这个人不但能够透露消息，还能够向敌人指认杨如海同志，可你们两个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你们没有参加保卫行动，不在现场，自然无法指认。那么具备这个条件的除了军事处参加会议的几位科长和秘书金玉堂外，就只有我和李克明了。”

“散会的时候，有人从戏院里出来走到赵梦君近前与他说话，这个情况不仅李克明看到了，我在茶楼上也看到了。李克明正是抓住这一点，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赵梦君的身上。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件事有点可疑，我当时心中就冒出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这应该是敌人的嫁祸之计。因为赵梦君知道这样的重要会议我们一定有人在四周负责监视和保卫，他这么做不是故意暴露自己吗？他不会这么蠢。虽然还不能排除他，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叛徒应该不会是他。即使后来他在被审查的时候，打伤行动队队员逃跑了，我也觉得他不可能是出卖杨如海同志的那个人。”

“我的这个判断主要是依据我们的第一次营救行动。在第一次营救杨如海同志的时候，我们都埋伏好了，可敌人却临时更换了车辆，使我们的计划落了空。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巧合，那就是说敌人很狡猾，他怕我们劫车，才改变主意租了一辆车。当时，我们曾经分析过这件事，你们两人和李克明都认为是一种巧合。可我不这么认为。巧合可能是有的，但是，干我们这一行，是不能相信巧合的。我们宁可把巧合想象成阴谋，而绝不能把阴谋想象成巧合，否则，我们随时会付出血的代价。第二种可能是有人泄了密。那么这个泄密的人就绝不会是赵梦君。因为我们的营救行动他根本就不知道。于是，李克明又把怀疑的矛头引向了金玉堂。他坚持认为赵梦君和金玉堂都有可能是叛徒。凌飞也觉得金玉堂有很多疑点。在那种情况下，我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但是，一时间我也找不出能说服你们的理由。所以，就让你们继续追查下去。”

“尤其是对金玉堂，他的哥哥在警备司令部当官，虽然我们想争取他哥哥为我们工作，但也不排除他被他哥哥拉过去这种可能。并且他也有向敌人指认行动对象的机会，是他送杨如海同志出门的，他完全可以事先和敌人约定好，他亲自往外送的那一个就是行动对象。但是，凌飞在亚东旅馆向何芝兰调查金玉堂的时候，金玉堂正好回到旅馆。凌飞在离开旅馆的时候，又悄悄地返回去偷听他们的谈话，可他听到的却是金玉堂也在为自己的安全在担心。”

“凌飞回来以后把整个过程向我做了汇报，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细节消除了对金玉堂的怀疑。如果真的是他叛变了，他在凌飞走后，不可能去和他妻子演这出戏。除非他知道凌飞在那儿偷听。可是，我很相信凌飞的侦查能力，金玉堂绝不会发现他偷听。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金玉堂不是叛徒。经过反复的思考，我最终排除了赵梦君和金玉堂他们两人叛变的可能。”

钱如林问：“如果赵梦君不是叛徒，那他为什么要逃跑呢？”

陆岱峰说：“你问得好！这也正是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那天，我独自思考了很长时间，忽然一个念头冒出来：他为什么早不跑，晚不跑，偏偏在李克明找他谈话以后逃跑呢？我找来与李克明一起去找赵梦君谈话的刘学林，详细地询问了一下他们谈话的情况，我怀疑李克明故意给赵梦君施加压力甚至是威胁他，赵梦君才想到先躲出去，等到我们查出叛徒以后他再回来。这也就是他逃跑以后既没有跑进敌特机关寻求保护，又没有逃出上海躲避到乡下的真正原因。”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知道内部出了叛徒，叛徒可能是开会的其他几个人，也可能是咱们保卫处的人，如果这样，将他隔离的人中就有可能存在叛徒，他越想越害怕，才最终决定出逃。在李克明带人追杀赵梦君的时候，我命令行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除掉他，目的就是想要亲自对他进行审查。可李克明不可能让他活着，所以就杀死了他。”

凌飞问：“那您是从了解了李克明审查赵梦君的情况以后就开始怀疑他了吗？”

陆岱峰说：“不是，当时我还只是认为李克明做事有些太武断。因为这很符合他平时的作风。我真正对他产生怀疑是在我们商量如何追杀赵梦君的时候。赵梦君打伤行动队队员逃跑以后，如果他是叛徒的话，最有可能去的地方是敌特机关，而不是到亲友家去借钱逃跑。李克明在他的亲友家安排了人，却很有信心地说一定会抓住他。”

“在李克明走后，我就产生了一些疑问，李克明是一个老特工，他怎么会想不到一个叛徒最有可能逃进敌特机关寻求保护呢？我又安排凌飞派人到调查科上海实验区附近埋伏，我对李克明和凌飞下的命令是不一样的，要求李克明抓获赵梦君以后尽量不要伤害他的性命。因为，如果赵梦君是叛徒的话，肯定会首先想到去敌特机关寻求保护。如果他出现在亲友家，则说明他很可能只是因为害怕被我们冤枉而逃跑或者是害怕在监视他的人中有叛徒会危及他的性命，所以，我才不让李克明除掉他。而如果他出现在敌特机关附近，那就说明他真的是叛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除掉他，以绝后患。后来，赵梦君果然在一个旅馆里被李克明给杀了。这更加印证了我的怀疑。我对他产生怀疑以后，又反过头来把那几天发生的事情从头认真地想了一遍，发现原来有很多疑点被我们忽视了。”

“许明槐和他的行动组组长李维新在茶楼，他们是在等着叛徒发出信号确认了行动对象之后再下楼，他们怎么能够肯定一定会有两辆黄包车在茶楼下呢？这只能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的两辆黄包车。这两辆车在我上茶楼的时候还没有，他们应该就是在临近散会的时候悄悄地停在茶楼下的。当时我在茶楼上，正好看不到在墙根下或者是门口停着的黄包车，可是，在对面的李克明不会看不到，可是他既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事后也一直没有提起。”

“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在第9弄弄堂口的那个化装成修鞋匠的队员，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刚刚加入队伍的新手，毫无地下工作经验。李克明说是老队员很少，其实，参加地下工作一年以上的老队员在行动队占到三分之一以上，他以为我从来不过问下面各科队的事情，就可以瞒过我。他故意在杨如海同志的必经之路上的这个关键位置安排一个没有战斗经验的新手，是为了确保他们行动能够成功。”

“事发后的第二天他召集行动队的组长开会，他向组长们详细介绍了那天他的行动情况，这违背了他一贯的作风。他这个人很自负，在行动队从来都是他说了算。他很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对部下说，更不会去征求部下的意见，让他们帮助他分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三组组长刘学林是我介绍去的，认为刘学林是我的亲信。他是想让刘学林相信赵梦君就是叛徒。后来安排刘学林和他一起去对赵梦君进行审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可正是他的这一反常举动更加深了我的怀疑。”

凌飞忽然想起了什么，他问：“可他为什么出卖杨如海同志呢？再说，如果是他叛变的话，那他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具体行动计划告诉敌人呢？如果在第一次营救的时候，敌人掌握了我们的具体行动方案，不是很容易对我们来一个包抄围剿吗？”

陆岱峰说：“这就是一个动机问题。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有一个动机。我在对李克明产生怀疑以后，也反复思考，他的动机是什么？首先，他不曾被捕过，不可能是熬不住酷刑叛变。大多数叛徒都是由于受不住刑才叛变的，所以我们往往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也正是我们在一开始怀疑赵梦君的原因。当然，李克明也利用了这一点，与敌人合作，故意往赵梦君身上栽赃。”

“如果说是为了金钱，也不对，平时李克明对钱看得并不是很重。但是，我们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很自负，权力欲望很重。这一点，你们没有责任，而是我的责任。因为特委内部的一些事情你们不知道。自从李克明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副指挥以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的人，但是，我们党现在是处在一个地下的状态，部队都在苏区。在上海，军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对苏区进行指导，其实这个指导往往也是空的。所以，军事处做得最多的工作是做敌人军队的策反工作。而在江南特委机关当中，最有实力的不是军事处，而恰恰是我们这支情报和保卫部队。我们担负着江南特委以及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保卫处就成了特委机关中的一个最特殊的机关。”

“李克明很想把这支队伍抓在手中。可是，他要想当保卫处主任，就得先把我搬掉或者是请走。但是，他不敢出卖我，这里面有三个原因。一是出卖我必然会使保卫处乃至整个特委机关受到重大损失，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二是我的行踪他也很难掌握，出卖我他没有把握。三是一旦我被捕，他很有可能受到怀疑。所以，他拐了一个弯，出卖杨如海同志。因为，在江南特委的所有常委中，懂军事的就是杨如海同志和我，一旦杨如海同志被捕牺牲，特委必然会重新考虑军事处主任人选，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我。如果我担任了军事处主任，就不可能再担任保卫处主任了。那么在特委所有委员中，抓特务工作最在行的就是他李克明了。所以，他的动机就是想借刀杀人，除掉杨如海同志。”

“也正因为如此，他开始的时候虽然向敌人透露消息，但是却并没有暴露自己。他与敌人约定指认行动对象时，很可能告诉敌人是他安排了一个普通队员。他很善于化装，那天他化了装，日后并不影响他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从这一点分析，开始他只是想借敌人之手除去挡住他升官之路的杨如海同志，并不想让我们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敌人知道我们的营救计划，却没有借机将我们一网打尽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详细的行动计划，李克明不会告诉他们，他只是提醒他们我们已经掌握了押送时间，让敌人提前把杨如海同志押走，使我们的营救计划落空。”

钱如林问：“您是怎么确定敌人必然会从那条小路上押解杨如海同志去南京的呢？”

陆岱峰说：“当我确定了李克明就是内鬼的时候，我就想他一定会再次向敌人泄露我们的营救计划。于是我故意坚持行动队全体出动，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杨如海同志。敌人从李克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肯定会想借机除掉我们。他们一定会暗中藏着许多枪手。但是，杨如海同志是蒋介石亲自点名要审问的，敌人怕在混战中不小心打死他，所以必然会另走小路。我对从上海通往南京的几条路进行了反复比较和分析，最终才确定了那一条路。因为那条路虽然较近，但是路很难走，又有山路。按说，敌人最不可能选择那条路。可我知道许明槐是很狡猾的，他一定会走这条最危险的路。因为，看上去最危险的往往也会是最安全的。”

“我秘密地安排凌飞去解救杨如海同志，又安排如林去把一些人秘密地转移走。这些人是在工作中有可能与李克明联系过的人。或许李克明不知道他们的住址，但是李克明却见过他们。我不能确定李克明对他们了解多少。为了以防万一，只得将他们转移。此时李克明还不知道我已经断定他就是叛徒，所以，在劫囚车行动中，他还是全力掩护行动队撤退。”

说到这儿，陆岱峰叹了一口气，说：“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的推断，我不可能有证据，所以，我不得不用计逼迫他走上绝路。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啊！”

说完话，他神情黯然地扭过头去看着窗外，凌飞和钱如林一时间也都觉得无话可说，也随着陆岱峰的目光看着窗外。虽然除掉了这个威胁到整个中央机关的叛徒，可他们的心里都感到很沉重，因为，他们都在替李克明惋惜。

陆岱峰本来以为敌人会在征得黄金荣的首肯之后，进入大世界搜查。结果天快黑下来的时候，便衣特工和巡捕竟然都撤了。事后，他们才知道，在他们的袭击中，李克明当场毙命，许明槐也身受重伤。调查科上海实验区的特工们群龙无首，巡捕房在附近的几家饭店搜查了一遍，找到了三把手枪和一颗手雷。他们知道，对方只要把武器一扔，你就是再怎么搜查也是无济于事。于是，他们也就没有再扩大搜查范围。

陆岱峰他们得以轻松地脱身。一场危机就这样被陆岱峰用智慧化解于无形。

后记

写作最忌讳跟风。当前谍战题材的小说作品和影视作品几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在这种时候，本来我是不应该再步人后尘去拾人牙慧的。可是，我在一番思考以后，却依然选择了写一部谍战小说。个中缘由，容我道来。

在谍战小说还没有盛行的时候，我就对中国现代情报史很感兴趣，搜集阅读了大量的专业著作，陆续写了一些史传文章，分别发表在《文史月刊》《文史春秋》《党史纵横》《党的生活》等杂志上。2010年还专门写了一部关于中共中央特科的18万字的长篇史传《揭秘特科》。正是由于对情报史的了解，在看了一些谍战小说和影视之后，我深感当下谍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良莠不齐。有一些作者甚至是毫不考虑历史真实性，自己闭门造车。很多作品人物概念化、情节雷同化，看后我总觉得如鲠在喉。我在《揭秘特科》前言中曾经引用过项小米和徐焰的两段话，今天我再次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借以浇开我心中的块垒。项小米在《英雄无语》中说：“随着观念的开放和题材的解禁，……特科很快就臭了大街，一时间关于特科的电影和小说比比皆是，黑衣人——不知为什么导演认定了特科只能是黑衣人——满天下乱窜，一个神秘人物来不来就亮相说‘我是特科’，那通身的神态和派头分明是从一撩衣襟就向敌人宣称自己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李向阳那儿学来的，……你只要看到哪部作品或者电影里让哪位神秘人物亮相说‘我是特科’，你就可以断定：一，此人不是特科；二，作家或者导演对特科一无所知。”徐焰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隐蔽战线》中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所设计的地下工作场面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这些镜头让当年做过地下工作的人看后大多叹息，因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于是，我便想写一个与别人不太一样的谍战小说，写一个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谍战小说，让读者朋友能够通过小说对共产党早期秘密工作有所了解。

当然，小说是虚构的，历史也不可能还原，但是我却力争让它逼近历史。又由于我很喜欢读推理小说，所以，里面便有了一些推理的成分。当然，用推理的手法写谍战并不是我的首创，但是我觉得这样写就好像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会有读者感兴趣的。在这个作品中，我个人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是对叛徒形象的塑造，是与以往的所有作品都不一样的。相信读者读完全书以后，对这个人物形象会有一个很清楚地认识，我就不必再多费口舌了。

我在这儿占用大家的宝贵时间，画蛇添足地啰嗦了这一些，似有王婆卖瓜之嫌，还是就此打住吧。作品的优劣，还是交由公正的读者去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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