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3章 也有大儒逆着念经

孙文启本来以为，《新乐府报》会帮助苏泽，支持苏泽的儒学一统论。

因为之前《新乐府报》虽然偶然也会刊登一些爆论，但基本上都是维护官方立场的，何心隐和李势还多次写文章帮助苏泽解围。

苏泽的实学理论，本身也吸收了不少心学泰州学派的内容，和何李二人的理论相合，两人应该支持苏泽才对。

可让孙文启没想到的，《新乐府报》这一次，竟然拆了「实学一统论」的!！

而且拆的还是柱子！

《新乐府报》最新一期，李贽署名的文章出来了。

文章开头先捧了苏泽几句。

「苏公「天理人理』之辨，直指本心，所谓天道亘久，而人心不常也！」

话锋一转，问题抛出来了。

「既然人理可以「随心而变』，随时代而迁流。」

「那李某一问：儒家千百年来最根本的「三纲五常』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还有仁义礼智信一一是不是也在这「可变』的里头？」

「它是像日月运行一样永远不变呢？」

「还是也只是某个时代、某种情境下「人心共约』的产物，也能随着世道变化而调整？」

问题提得很直白。

看到这里，孙文启的手都在颤抖！

李贽是疯了吗！？

纲常理论，乃是儒学的支柱啊！

他这是用苏泽的理论，来攻击儒学支柱啊！

李贽接着分析。

「程朱说「纲常』就是天理，万世不能动。」

「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是天地定位，阴阳大义，像太阳月亮一样不能改。」

「可要按照苏公的新论，「天理』管的是自然万物，鸟兽草木，物理化学。」

「「人理』管的是人间秩序，伦常规范，人心共识。」

「那麽「三纲五常』管的是人和人的关系，显然该归入「人理』。」

既然归入「人理」，李贽就往下推。

「既然是「人理』，它的根基就在於「人心之良知』在具体历史环境里的运用和共同约定。」「那麽，这「良知』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人群里，所认为对的「纲常』具体内容，会完全一样吗？」

「有没有可能随着世情变化、认识加深，也跟着变？」

他举了例子。

「不说远的，就说汉唐。」

「汉代，丈夫死了妻子改嫁，虽然不算好事，但也常见，没後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麽严厉。」「到程朱之後，这套规矩越来越紧，成了捆人的绳子。」

「这不是「人理』随着时代在变吗？」

「父子关系也一样。」

「「父慈子孝』，本来是双向的。」

「《礼记》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慈和孝是并提的。」

「可後来的法律礼教，多半只强调「子孝』的责任，对「父慈』的义务说得含糊，甚至认为父权绝对，子女几乎没人格。」

「这算不算「人理』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偏斜？」

李贽的意思很清楚了。

他不是要彻底否定纲常。

他是借苏泽「人理可变」这个说法，质疑把特定历史时期固定下来的纲常教条当成永恒天理的正当性。这为「与时俱进」地修正它，打开了一个理论上的口子。

他接着写。

「苏公提倡「实行而一』，说探究天理要「实行』，体察人理要「致良知』，最後要统一到经世致用的「行』上。」

「李某赞同。既然如此，对於「三纲五常』这个人理核心，我们是不是也该用「致良知』的精神，重新看看它在当下时代是不是真的合乎人心公义、社会需要？」

「是不是该用「实行』的态度，检验它的具体规矩在现实里到底产生什麽效果？」

「是让人伦更和睦、社会更进步，还是制造压抑、不公和僵化？」

他追问。

「如果发现有些具体的纲常条目，已经和现在大多数人的良知感觉相反，或者在社会「实行』中弊大於利，」

「能不能依照苏公「人理随时代迁流』的理论，对它进行合适的调整、解释甚至革新？」

「而不是抱着老古

董不放，硬把它塞进「永恒天理』的框子里，逼着所有人遵守？」

文章最後，李贽把问题抛回给苏泽和实学同道。

「这问题可能有点尖锐，但实在是因为李某看重苏公的新论，期望很高。」

「如果「实学』只停留在研究鸟兽、种豌豆、算历法，对人间最重要的伦常秩序不敢碰、不愿想，那它的「统一』大业，难免有避重就轻、虎头蛇尾的嫌疑。」

「真正的「实行而一』，应该勇於用「实行』精神探究自然的奥秘，也应该敢於用「致良知』的勇气审视和完善人间的规范。」

「这样，天理和人理才能真正贯通，学问才能称得上「大道』。

「我等着听苏公和天下有识之士的高见。」

文章一登出来，立刻炸了锅。

孙文启看得汗流浃背！

李贽的文章太大胆了！

可偏偏按照苏泽的理论来推演开，李贽的理论确实没错啊！

纲常是属於人理的，既然是人理，总要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

李贽举的父子和夫妻的例子，确实也是如此啊。

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也没有忌讳休妻改嫁啊？

甚至二程和朱熹本人，也没有太强调守节。

反而是程朱之後，宋末开始，才对女子守节越来越重视。

而且孙文启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另外一点！

纲常之中，最重要的是君臣的纲常！

李贽没有讲君臣的纲常！可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岂不是君臣的纲常，也要随着民心和风气改变？这也太可怕了吧!！

孙文启颤颤巍巍地放下报纸。

这文章太大胆了！

纲常乃是儒家礼教的核心议题，李贽竟然借着苏师的「实学一统论」，来动摇纲常这个根基！偏偏他的推论严谨，孙文启根本找不到破绽！

这就是大儒之间的论战吗？

太可怕了！

孙文启天资聪慧，过目不忘，他本以为自己在国子监中成绩上等，日後总有一天，也能达到大儒的境界。

但是今天这几篇文章让他动摇了！

什麽是大儒啊！

笔秉春秋！字动人心！

这文章争的可是天下人心！

甚至李贽这文章，就连孙文启都动摇了。

君臣纲常，是否真的是不可更易的呢？

这个念头冒出来，孙文启都觉得大不敬，可他也忍不住思考。

今上有德，大明国祚因此兴盛。

可若是君上是桀纣那样的君主呢？

若自己是臣子，要如何守这份纲常呢？

孙文启不知道。

冷静下来，这种争斗，不是自己这个小卒子能参加的。

茶馆里，士子们吵得面红耳赤。

一个老监生拍桌子：「李贽这是诛心之论！借着苏大人的架子，来拆儒家的祖庙！」

年轻监生反驳：「未必！苏大人既然说人理能变，李卓吾不过是顺着推了一步！纲常难道真是万古不变？《孟子》里的话又怎麽说？」

「纲常是立国之本，人伦之基，怎麽能随便说变就变？这说法一出，天下岂不要乱？」

「乱什麽？苏大人说了，变要基於「致良知』和「实行』！如果大家良知都觉得某条纲常不公不好，为什麽不能议论、不能改？这才是真儒者的担当！」

「李贽居心不良！他这是要蛊惑人心，动摇国本！」

「我看是有些人心里有鬼，怕这「人理可变』的刀子，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时宜的特权！」争论迅速从茶馆蔓延到书院、衙门，甚至街头巷尾。

支持的人觉得李贽问到了关键，点明了苏泽理论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

反对的人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在挑战千百年的秩序根基。

孙文启好不容易从李贽的文章中「挣脱」，然後翻开了《商报》。

本来孙文启是想要平复心情的，因为《商报》对於这种政治上的大事，素来是比较冷淡的，一般就是转载简评一下，点到为止。

可这一次，《商报》刊登了一篇长长的社论文章！

看了这篇文章，孙文启的冷汗又下来了！

《商报》的社论标题很直白：

《「崇本抑末」再思一一从苏公「人理可易」说起》。

文章开篇先提了苏泽昨天的讲学。

「苏公明言：天理亘古，人理迁流。」

「所谓人理，即人间伦理规范，须据时代而变，循良知而调。」

紧接着笔锋一转：

「既如此，我辈当思：延续千年的「崇本抑末』之策，是否亦属可易之人理？」

下面开始摆事实。

「古之「本』，指农桑；「末』，指工商。」

「《汉书》有载：「农，天下之大本也。』历代抑商，理由无非：商贾不事生产，囤积居奇，易致奢靡，动摇国本。」

但文章随即反问：

「此理於古或然，於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

「其一，农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种实验，化肥增产，皆赖实学格物之功。此功何来？非纯农桑，乃工、算、化诸学协作。」「若无人制肥、无人造器、无人研算，增产从何谈起？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军械革新，赖匠造；船舶远航，赖舟匠；铁路开凿，赖机造。无工则兵弱，无商则货滞。」「近年边关粮饷转运、棉布成药流通，皆靠商队网络。工商实已为兵事民生之血脉。」

「其三，民需已变。」

「古时民求温饱，农为要务。今京师及江南诸地，百姓所求不止於食。」

「有求棉绸之暖，有求书籍之明，有求钟表之便。此等物产，孰人供给？工匠与商贾。」

「若强抑工商，则民需不达，反生怨隙。」

文章又引了苏泽早年的《四民道德论》。

「苏公昔言：士农工商，皆国之栋梁，各有其德，各尽其用。」

「士以忠信，农以勤朴，工以精巧，商以通达。四民协和，国乃强盛。」

「此论早已破「末业卑贱』之旧念。」

「今苏公再倡「人理可易』，恰可为此论张目。」

接着分析「崇本抑末」在当下的实际後果。

「仍持旧念，则工商之才受抑，创新之术难兴。」

「北洲垦殖、南洋贸易，皆需商贾组织、工匠随行。若视彼等为「末』，事事掣肘，开拓之业何以持续？」

文章也并非全盘否定「重农」。

「农仍为基，此毋庸置疑。」

「然「重农』不必「抑末』。可并行而不悖。」

「如苏公「实行而一』之精神：农事需求，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工商之利，亦可反哺农桑之基础。」最後回到「人理可易」的核心：

「古之抑末，因当时工商多涉奢靡投机，於小农之世确有弊害。」

「然今时已不同。工商若导之以德、规之以法，可成富国利民之臂助。」

「若仍守旧条，视其为必抑之「末』，则恐束缚天下活力，背离「致良知』「务实而行』之新儒精神。」

文章结尾简短有力：

「故请朝野再思：」

「「崇本抑末』是否当随世而易？」

「农工商之关系，是否可据苏公「人理』之说，予以更合时宜之调整？」

「此非弃本，实为固本开新。」

社论署名是《商报》主笔。

文风平实，几乎没有修饰。

但问题提得直接，条理也清晰。

可文章的意思，指向了千年来一项国策一一重农抑商。

文章的意思很简单，这项国策是否还应该继续实行下去？

文章的立论和推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这篇文章有关古代王朝为何执行重农抑商政策，都有深刻的理解。

也正如文章所说的那样，如今的商人也越发的重要，京师这些年来的发展，不就是源於工商业的兴盛吗？

朝廷开徵商税的地区，官府也用徵收的商税办了很多实事。

那是不是要改变千百年的国策，取消重农抑商？

可孙文启还是本能地觉得不对！

可偏偏他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

再看文章的署名，原来是《商报》主编范宽。

孙文启合上报纸，原来这就是苏师口中的大争之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