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1章 温菲尔德的见闻

温菲尔德从加来下船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英吉利海峡的雾气还没有散尽，灰白色的水汽贴着海面翻滚，把港口裹得严严实实。

温菲尔德拎着那只旧皮箱，跟着人流走下舷梯，迈步踏上了法国的土地。

温菲尔德抬起头，看了一眼海关大厅的穹顶——阳光正从东边的云层缝隙里漏下来，透过玻璃，在地面上投下一片巨大的光斑。

在英国，这样的早晨总是灰暗的。伦敦的雾霭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那种煤烟和潮气混在一起呛嗓子的、让人喘不过气的雾。

但在加来，空气是清的。虽然带着海腥味，但并不不刺鼻。

海关的检查中规中矩。温菲尔德的假护照并没有露出破绽，随身的行李经过检查之后也没有问题。温

菲尔德穿着深色的西装，戴着灰色的帽子，看起来像个规规矩矩的商人。

海关的同志们把温菲尔德的护照翻了两页，盖了章，对他说道。

“欢迎来法国。”

温菲尔德愣了一下，对着那个检查他的年轻人点了点头，拎着皮箱随着人群走了出去。

车站不大，但很干净。

候车室的地面是水磨石的，磨得发亮，能照见人影。

墙上贴着一张彩色海报，画着一个人站在巨大的水坝前面，下面的字写着：

“团结就是力量——法国水利工程巡礼。”

海报的右下角印着法国共产党的标志。

等车的人不多，有穿工装的工人，有穿裙子的女人，有背着书包的学生。

很快，火车来了。

绿色的车厢，车窗擦得透亮，车门上写着“SNCF——人民铁路”。

温菲尔德上了车，找到座位，靠窗。

车厢里很干净，座椅是深蓝色的绒布，坐上去软硬适中。行李架上的皮箱摆得整整齐齐，过道里没有垃圾，空气里没有烟味。

火车开动了，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像一个人在轻声哼唱。

窗外的风景开始移动。

加来的港口渐渐远去，海岸逐渐被陆地所取代，田野在温菲尔德的眼前铺展开来。

远处有几个农民在地里弯着腰干活。

温菲尔德想起英国的农村。

农业工人罢工、农场主破产、地价暴跌。

大萧条之后，英国不管是哪里就没缓过来。

但法国的农村不一样。

田埂笔直，路边种着一排一排的树。

电线杆沿着铁路线延伸，每隔一段就有一根。有电。农村也有电。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胸口绣着一个徽章——红色的，镰刀和锤子。

温菲尔德自然是认出了那个标志。

男人从包里拿出一个纸袋，里面装着面包和香肠，递过来一个。

“同志要吃吗？刚出炉的。”

温菲尔德摇了摇头。“谢谢，我不饿。”

男人笑了一下，没有勉强，自己吃了起来。

面包的表皮烤得焦黄，咬下去发出清脆的响声。

香肠是熏过的，切面泛着油光，肥瘦相间，看起来很诱人。

“你是从英国来的吗？”男人忽然问。

温菲尔德心里紧了一下，但脸上没有表情。

“你怎么知道？”

“从你的口音听出来的。”

男人咽下一口面包，擦了擦嘴角。

“英国人说德语，跟法国人说德语，不一样。我听出来了。”

温菲尔德没有接话，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男人也没有再问，吃完了面包，把纸袋折好，塞进口袋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本书，翻开，看了起来。

书的封面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个人的头像——韦格纳。

温菲尔德有些不自然的把目光移向窗外。

火车到了巴黎。巴黎的车站是透亮的、开阔的、阳光从玻璃穹顶倾泻下来的车站。

大理石的地面光可鉴人，穿着蓝色制服的清洁工同志推着拖把车从面前走过，拖把在水桶里搅出哗哗的水声。

温菲尔德没有出站。

他的火车是联票，从加来到柏林，中间在巴黎停两个小时，不需要出站。

但他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个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从面前走过，婴儿车里坐着一个胖乎乎的孩子。

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慢慢走，走几步，停下来，看看四周，然后又走。

几个穿校服的学生追着跑，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笑声清脆。

他们的脸上，有一种温菲尔德在英国不常见到的东西。不是那种在英国平民脸上看到的那种紧绷着的、生怕失去什么的、小心翼翼的表情，而是那种松弛的、从容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两个小时后，他上了去斯特拉斯堡的火车。

车厢比上一趟更新。座椅是皮的，深棕色的，坐上去有点滑。

车窗的隔音很好，火车开起来的时候，风声和铁轨声都被挡在了外面。

温菲尔德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在想那些人的脸——那个递面包给他的工人，那个推婴儿车的女人，那个拄拐杖的老人。

他们的脸跟英国人的脸有什么不同？

温菲尔德说不上来，但就是感觉不一样。

斯特拉斯堡到了。

温菲尔德直接转车去法兰克福。

这一段的风景不一样了。

法国北部的田野是平坦的，过了斯特拉斯堡，地势开始起伏，丘陵一层一层地叠过去，远处是黑森林的影子，墨绿色的，像一道巨大的屏风。

铁路两旁的房子也不一样了。法国那边是红瓦白墙，德国这边是灰瓦黄墙，窗户上挂着花篮，窗台上摆着花盆，红的、黄的、紫的，在秋日的阳光下开得正艳。

法兰克福到了。

这是温菲尔德进入德国后的第一站。

站台上人很多。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人拎着公文包匆匆走过，有人站在报摊前翻看杂志。报摊上摆着几十种报纸和杂志。

温菲尔德走过报摊的时候，瞥了一眼——《红旗报》《柏林日报》《人民观察家》《建设》《妇女之声》《青年先锋》。

温菲尔德上了去柏林的火车。

这是他这趟旅程的最后一程了。

车厢里坐满了人。

有穿着工装的男人，有穿着西装的男人，有穿着裙子的女人，有穿着制服的学生。

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看窗外的风景。

温菲尔德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把皮箱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人

，二十出头，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胸口别着一枚徽章——德国共产党的党徽。

他正在看一本书，书很厚，封面上印着“辩证唯物主义”几个字。

温菲尔德坐下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继续看书。

温菲尔德把目光移向窗外。

火车开动了。

法兰克福的市区渐渐远去，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厂房，厂房变成田野。德国的田野跟法国的田野不一样。

德国的田野是大块的、整片的、一望无际的。

远处，有一个巨大的工地。塔吊林立，脚手架密密麻麻，几百个工人在上面忙碌着。

温菲尔德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看不出在修什么。旁边的年轻人抬起头，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

“高速公路。”他说。“柏林到法兰克福的高速公路。明年就通车了。到时候，开车只要四个小时。”

年轻人合上书，

“同志，你是来旅游的吗？”

“算是吧。”温菲尔德的声音很平静。

“那你就应该去柏林看看。”

年轻人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自豪感觉。

温菲尔德没有接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说“是吗”？太假。说“我不信”？太蠢。

他只能点了点头。

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了小镇，小镇变成了城市，城市变成了更大的城市。

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在蓝天下像一根根白色的柱子。

住宅区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屋顶是红色的，瓦片在阳光下闪着光。

每个住宅区旁边都有绿地，有树，有花坛，有秋千，有滑梯。

孩子在草地上跑，老人在长椅上坐，年轻人在打羽毛球。

温菲尔德想起伦敦的东区。

想起那些挤在一起的、黑乎乎的房子，想起那些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想起那些在街上捡煤渣的孩子。

他摇了摇头，把心理愈荒谬的念头甩了出去。

火车逐渐慢了下来，是柏林到了。

温菲尔德拎起皮箱，下了车。站台上人很多，但不挤。人们从车厢里走出来，走向出口，脸上带着一种从容的的表情。

温菲尔德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抬起头，看着这座城市的天空。

天是蓝的。不是伦敦那种灰白色，是真正的、透亮的蓝色。

火车站外面的广场很大。

广场中央有一个喷泉，水柱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溅起的水雾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淡淡的彩虹。

喷泉周围坐着不少人，有的在吃冰淇淋，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喂鸽子。

那鸽子也不怕人，大摇大摆地在人的脚边走来走去，咕咕地叫。

温菲尔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从井底跳上来的青蛙——以前只能看到一小片圆形的天空，现在突然看到了完整的世界。

温菲尔德眯着眼睛，心里有些不适应。

他在英国活了这么多年，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日子”。

现在他站在柏林的街头，看着那些德国人，忽然发现，他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日子。

温菲尔德把皮箱换到左手，把帽檐往下压了压，缓缓走进了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