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0章 税制改革：诸公，来看朕如何敛财

汉军从长安城开拔之后，刘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开始推行第三轮新政了。

这一轮新政的重点就是税制改革。

大汉的税种主要是可以分成了三大块，分别土地税【地租等】、人头税【算赋口赋等】、杂税【关税市税等】。

其中，在杂税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名目繁多的财产税和商业税。

以上三种赋税，土地税直接交至大司农；人头税一半交到少府，一半交到大司农；杂税则交到少府。

大司农是大汉的国库，少府是天子的私库，二者决不能错乱。

除了以上三大税收之外，水衡都尉每年要铸造新的五铢钱，相当于一笔铸币税，也归天子所有。

以上种种，就构成了大汉和天子的钱袋子。

当然，赋税不仅关乎钱袋子，更关乎天下的许多事情。

人是逐利的动物，上位者可以通过调节税制，来调节人的行为，从而调节大汉国策。

所以刘贺只要完成大汉税制改革，也就会间接完成许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制。

长久以来，从先秦到大汉，最大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重农抑商”。

虽然孝武皇帝在位期间，曾经大力扶持商业，但在其余更多的时间里，商人虽然占据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地位极低。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农抑商，就是担心商业会冲击农业，造成人人逐利，无人务农的局面。

但事实证明，商业的崛起不一定会影响农业，重视农业也并非一定要压制商业。

孝武皇帝就通过扶持商业，为连年的对外战争搜刮到大量的财富，而农业也没有受到损害。

如今，刘贺推行了大量新式农具和新式农耕之法，大汉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就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遭受冲击。

所以现在的大汉有条件将“重农抑商”改变为“以农为主，以商为辅”。

原来，维护“重农抑商”手段有两个，一是国家的暴力手段，二就是税收的手段。

就拿现在的大汉来说，杂税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税种，就是为了“抑商”而存在的。

在市场上征收的“摊位费”和“交易税”——市税。

商品通过关隘时时征收的“过路费”——关税。

向出借钱粮的利息征收的“利息税”——贳贷税。

对全民财产征收的“财产税”——赀税。

……

以上的这些杂税，还只是面向商业活动本身征收的赋税。

像张安世这些世家大族，他们虽然不是市籍，但是只要发生了交易行为，就必须要缴纳上述的税收。

另外，那些被登记到市籍上的真正的商人，他们还要额外交一种“财产税”——算缗钱和算车钱。

【前文误将编户齐民的财产税写成了算缗钱，应该为赀税，有市籍的商人缴纳的财产税才是算缗钱和算车钱】

于是赚了大钱的商人，要么会想尽办法脱离市籍，要么一开始就不是市籍。

如此一来，商人到了最后就会变成地主，又怎么可能让商业得到真正发展？

到头来，这些商业税压制的恰恰是中小商人：他们才是促进商业活动繁华发展的主力军。

不管是为了活跃商业，还是为了打击巨室大族，刘贺都必须要用好收税手段。

刘贺改革税制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土地税和财产税中实行累进制税率。

比如说地租这最重要的税种，实行累进制税率之后，就好处多多。

按照就有的成制，不管土地是多还是少，地租一般都是三十税一。

但是经过改革之后，土地少的人家，可以免地租或者少交地租；土地多的人家，则要多交地租，更不可以转嫁到佃户身上。

一顷以下免地租，一顷到五顷按六十税一交租，五顷到十顷按三十税一交租，十顷到三十顷按十五税一交租……

三十顷到百顷按十税一交租，百顷以上按五税一交租。【一顷=一百汉亩≈三十三市亩】

按照这个税率，常见的五顷之家一年可得谷一

千石，原来一年要交三十三石谷，改制之后只要交十六石谷。

而百顷之家一年可得谷两万石，原来一年要交六百六十六石谷，改制之后要交四千多石谷。

土地越多，税率越高：在扩充税源的同时，还能抑制土地兼并，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另外，新军功爵位制只给土地，不能免除徭役赋税，刘贺顺水推舟，废除了旧军功爵位制中免税免役的特权。

相当于变相完成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进程。

如今的大汉，军功集团已经崩溃，士大夫文官集团尚未形成，是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最好的时机。

刘贺改革税制的第二个措施就是细化五花八门的商业税。

原本，不管交易什么商品，交易税的比例都是相对固定的。

昂贵的丝绸按五十税一纳税，寻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税一纳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经过刘贺的改革之后，不同价格商品的税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离不开的物品不用缴税，可以起到稳定物价，降低百姓负担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铁器农具和日用器皿等适用低税率。

普通的田宅庄园、一般的丝绸锦帛等适用中税率。

大片土地、豪华田庄、上等丝绸、俊马豪车和金银珠宝等高价值的商品适用高税率——足足要达到三成以上。

最后这一类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对其征税其实征的就是后世的奢侈品税——俗称富人税。

对这些商品征收重税，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不仅可以让大汉民间形成节用简省的社会风气，更可以让消费这些商品的主力军出更多的钱。

如此一来，不仅少府能收的税多了，而且还能打压巨室大族，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手段。

税制改革的第三个举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税，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调整了人口税。

人口税，从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简便、税收成本低。

毕竟，土地可以隐藏，人口可不好隐藏。

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税收的负担不公平。

大汉人口税主要可以分为算赋和口赋。

超过十五岁的壮口收算赋，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钱。

三到十四岁的幼口收口钱，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钱。

看起来按口算钱非常合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猫腻

一个有五口壮年的家庭，大约可以耕地百亩，可得谷物二百石，折合成钱是两万钱。

按照旧有的三十税一的税率，地租就要缴纳七百钱左右；算赋则要交六百钱。

如此对比下来，土地税和人口税的负担差不多。

但是，这其中却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粮食，而算赋则需要直接交钱。

于是，百姓们要交算赋的话还要先将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贩卖，换成钱之后再来交算赋。

收成好的时候，粮价下跌，算赋变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时候，无钱交算赋，只能去借高利贷，最终被高额利息压垮。

更别说在售卖稻谷的时候，还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夺，又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巨室大族动辄占地几百顷，但是家庭人口不会太多，一年几百钱的算赋对他们来说非常轻，所以他们怕地租而不是算赋。

而地少的寒门庶民就不同了，算赋的支出与地租的支出一样，负担其实更重。

历代统治者时不时会减免地租，但是口赋却从不愿意减少。

原因就是其要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轻徭薄赋的口号喊震天响，但是好处和实惠却轮不到寻常百姓的头上。

另一面，沉重的口赋还压制了百姓生养子嗣的欲望，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

就像几千年后的华夏，如果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头税，恐怕本就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人就更不愿意背上这个枷锁了。

现在，刘贺要经营西域，要开发南方，要殖民新大陆，处处都需要人口。

不管是为了减轻百

姓的负担，还是为了提高人口数量，这算赋和口钱都必须要好好地改一改了。

因为算赋和口钱牵扯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减免掉。

所以刘贺在诏令中规定，算赋和口钱继续征收，但征收单位从口变成了户。

一户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一年人头税都只收一百二十钱。

如此一来，百姓在生养后代的时候，就可以少一道顾虑了。

其实这也就是半成品的“摊丁入亩”。

算赋和口钱减了，少府和大司农的钱也少了，这是刘贺绝不愿意看到的“恶果”。

于是他的视线自然就转到了世家大族的身上，要把这笔钱从他们的身上刮回来。

于是就在财产税之外，再向他们征收一笔奴隶税：每占有一个奴婢，一年就要交三千六百钱。

一份奴隶税可以顶三十个良家的算赋和口钱，而大汉的奴婢起码有百万之多，恰好可以将算赋和口钱的缺额补上。

这样的一笔生意，非常合算。

但是，对于巨室富户而言，其实不算太重，他们能出得起这笔钱，所以也不会反对的。

就算反对其实也没有用，那训练出来的几万新军可不是吃素的。

给世家大族加税就像卡脖子，既要他们难受，又不至于把他们卡死。

除了以上的这三大举措之外，刘贺对其他的一些杂税也进行了改革。

总的原则就两条：一是“农为主，商为辅”，二是“打击巨室，扶助寒门”。

另外，刘贺还在朝堂上增设了一个新的衙署——税务寺，其长官为品秩为两千石的大税长。

长安城有了税务寺，郡国县道也就相应新建了新的税衙——县道一级的税卫和郡国一级的税室。

这些税卫和税室要同时接受地方郡守府和长安税务寺的管辖，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贪墨和腐败。

收到的赋税也不再直接由地方府衙或大司农保管，而是由各地的水衡钱庄和水衡都尉直接管辖。

改制完成前，从征税到保管再到调度和使用，由地方府衙和大司农（少府）一手掌管，缺少制衡。

但现在不同了。

征税由税官负责，保管由水衡钱庄和水衡都尉府衙管辖，具体使用才轮到地方府衙和大司农经手。

三方各有一本账，年底再来核对比较，哪里出了问题，自然能一目了然。

这套简单的财务税务体系和后世相比还非常原始，甚至会有不少的漏洞。

但这却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比现在的成制要高明多了。

刘贺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只给一个最初的推动力，而后就要依靠天下臣民的智慧，来不断完善这些制度。

税务改革是刘贺第三轮改革新政的重头戏，需要调动的物力人力极大，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九月到十一月，刘贺和整个内阁几乎都围绕此事忙碌。

但是，纵使没有人阻碍捣乱，仍然耗费了许多的经历。

而这两个月恰恰又是长安城最繁忙的时候。

不仅要像往年一样对郡国的上计之事进行考核，还要按照旧法征收今年的赋税，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国试也如火如荼地举行了。

除了这些事之外，朝堂还要不断地向出征的汉军提供军需粮草，所以，整个长安城乃至整个大汉都进入到了忙碌和混乱当中。

这种忙碌和混乱是大汉从未有过的，上上下下的官员们忙得顾不上回家休汤沐价，甚至还有人直接病猝在府衙里。

但是却也展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站在最高处的刘贺将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到格外欣慰和惬意，这才是他心中变法革新的样子。

有了这份成就感，之前与朝中反对派们的所有斗争也就值得了。

一连好几轮新政，许多事情暂时方兴未艾，就向这税制改革，要明年才能见到成效。

但是，几个月前最早推行的那些新政，已经给大汉带来了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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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