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9章 “维护司法公正，不分贫富贵贱！”

莱昂纳尔从公寓走出来，没叫马车，而是竖起外套领子，把帽子压得很低，快步穿过街道，拐进旁边的小巷。

他知道有人在盯梢。从上周开始，公寓附近总有些陌生面孔晃悠。

有的是英国使馆的人，有的是法国警察——内政部既要保护他这位“国宝”，也要确保他别再惹出更大的麻烦。

但今晚他必须出去。

他熟悉这一带的巷子，哪条小路能通到哪里，哪家后门晚上不锁，他都清楚。

他绕了两个圈，在一家小酒馆的后院翻过矮墙，又从另一条巷子钻出来。

确定没人跟踪后，他才朝塞纳河方向走去，又穿过两条街区，才叫了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

保尔·拉法格住在第五区的瓦诺街

66号，一栋不起眼的四层公寓楼的二楼，有个临街的阳台。

莱昂纳尔敲了敲门。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只眼睛，是拉法格的妻子劳拉。

她有些惊讶：“索雷尔先生？”紧接着拉开了门，“请进。保尔在书房。”

莱昂纳尔走进狭窄的走廊，脱下湿外套。劳拉接过去挂在衣帽架上，低声说：“他在写稿子。”

劳拉带着莱昂纳尔来到书房门口，敲了敲门：“保尔，索雷尔先生来了。”

几秒后，门开了。保尔·拉法格站在门口，同样十分意外：“莱昂纳尔？快进来。”

书房很小，书堆得到处都是。桌上摊着稿纸和报纸，一台打字机摆在中央，旁边是墨水瓶和削好的铅笔。

墙上贴着一张欧洲地图，用红蓝铅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

拉法格关上门，指了指椅子：“坐。喝点什么？我只有红酒，便宜的。”

莱昂纳尔摆摆手：“不用了。我看过今天的《泰晤士报》了。”

拉法格点点头：“我也看到了。三十二个平民，全是工人、小贩、缝衣女工、酒吧老板……

这就是帝国的手段——对付不了作者，就对付读者；对付不了思想，就对付说真话的人！”

莱昂纳尔看着他：“我需要你的帮助。”

拉法格在书桌边缘坐下：“你说。”

莱昂纳尔说：“第一，钱。我要给那三十二个人每人的家庭10英镑的临时补助。

我在英国的关系人都上了名单，律师很可能也不可靠了，我现在能信任的只有你。”

拉法格点点头：“10英镑相当于他们两个多月的工钱，应该足够他们的家庭撑过去。

我会联系伦敦的劳工协会，他们会把钱交到每一个人手里，绝对不打折扣。”

莱昂纳尔松了口气：“第二，律师。给他们请伦敦最好的律师。不是那些给钱就办事的讼棍，要懂法律，要有良心。

我希望能尽快把他们保释出来，所有的钱还是我来出。如果不能保释，那就尽量让他们在里面过得舒服点。”

拉法格知道莱昂纳尔有钱，当然不会反对：“好，我帮你。钱的事，我明天就安排。律师的事，我也会找人联系。

伦敦有几个律师，专门接这种‘政治案件’，收费高，但确实有本事。不过莱昂纳尔，你得明白——

就算请最好的律师，这些人也很难全身而退。政府既然抓了人，就一定要判几个。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

莱昂纳尔叹了口气：“我知道。但至少让他们在法庭上有人辩护，让他们的家人能活下去。”

拉法格走回书桌旁：“《平等报》下期会登详细报道。英国的工人报纸，我会安排人送材料过去。

舆论上，我不会让他们舒服！”

莱昂纳尔点点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还有第三件事。”

“什么？”

“像去年那样，把我送到英国去。”

拉法格转过身，眼神变得严肃：“你疯了？”

“没有。”

“去年你在法国被起诉，我们把你送到英国，那是避难。现在你在英国被起诉，人却要去英国？那是自投罗网。”

莱昂纳尔摇摇头：“不是现在去。是在合适的时机，而且要完全避过英国人的耳目。”

拉法格有些困惑：“莱昂纳尔，你到底想干什么？去英国自

首？然后让法庭多一个被告？那没用！

你去了，只会让案子更受关注，但改变不了结果。政府巴不得你出现在被告席上。”

莱昂纳尔凝视了他一会儿，才说：“我如果不出现在审判席上，给‘老吉米’们请再好的律师也没用。”

拉法格闻言哑然，他知道莱昂纳尔说的大概率是对的，这场起诉的目的，至始至终就是为了“惩罚”莱昂纳尔。

如果惩罚不了莱昂纳尔，那么就通过惩罚莱昂纳尔在意的人，让他承受精神上的痛苦。

莱昂纳尔看向窗外：“他们因为为我说过话被抓，那我就得对他们负责。躲在巴黎写文章骂英国政府很容易，但救不了他们。我得去伦敦，得在合适的时机出现。”

书房里安静下来，能听到楼上传来的夫妻吵架的声音。

拉法格盯着莱昂纳尔，看了很久，最后才说：“你真是个小布尔乔亚。”

莱昂纳尔没说话。

拉法格紧紧看着他：“充满同情心，充满道德感，愿意为‘责任’冒险。但缺乏纪律，缺乏计划，只凭一腔热血。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英国政府现在恨你入骨。你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就会被抓。

他们会用最重的罪名判你，然后把你流放到澳大利亚，或者关进达特穆尔监狱，让你在矿坑里烂掉。”

莱昂纳尔笑了起来：“谢谢你的关心。但你想过没有，他们真的愿意我出现吗？尤其是我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出现时。”

拉法格狐疑地看了莱昂纳尔两眼，不确定他到底是疯了，还是真有什么计划。

莱昂纳尔接着说：“不过我确实需要你帮我，避免任何‘万一’。先给我安排一条安全的路线和可靠的接应人。

到了英国以后，短期内我还需要一个住处，还有一个能用来出门的新身份。”

然后他从拉法格的桌上抽出一张纸，那笔写下一串数字，然后递给拉法格。

“这是我在伦敦的一个账户，里面的钱足够完成刚刚说的一切还绰绰有余。”

拉法格沉吟许久，才说：“我不能保证什么。英国政府肯定会给法国压力，要求引渡你。

虽然法国不会答应，但会加强边境检查。而且你一旦到了英国，我们的人能提供的保护有限。”

“我明白。”

“你可能会死。”

“我知道。”

拉法格又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好吧。我试试。但你得等我的消息，我说可以走，你才能走。

我说不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巴黎。”

“好。”

————————————

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书记官办公室。

书记官阿尔弗雷德·温特坐在书桌后，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册子——那是陪审团预备名册。

名册按选区排列，每一页是一个选区符合陪审员资格的人员名单。

资格标准很明确：

男性，二十一岁以上，拥有年租金价值10英镑以上的房产，或租赁年价值20英镑以上的房屋，且纳税记录良好。

温特正在审核十月份庭审的陪审员名单。

“煽动案”影响太大，法庭决定组成两个特别陪审团，每个陪审团二十四名预备人选，开庭前再随机选出十二人。

内政部没有发正式文件，但温特三天前接到了内政部常务次官埃德加·温斯洛普的私人便条。

便条措辞谨慎，但意思明确：

“鉴于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与王室尊严，建议在陪审员资格审查时，格外注意候选人的社会稳定性与可靠性。”

温特懂这是什么意思。他翻开名册，开始用红铅笔做标记。标记原则都很“客观”：

东区选区的名单，大部分直接划掉——那里的房产的年租金价值普遍低于10英镑，很难满足租赁价值要求。

即使有少数符合条件的，职业一栏写着“码头工”“搬运工”“小贩”的，也一律排除。

“职业不稳定”“收入波动大”“可能受煽动”——这些理由足够充分。

西区和肯辛顿的名单，保留大部分。房产持有者、退休军官、律

师、医生、商人、保险经纪……

这些职业“稳定”“体面”“有社会声誉”。

但温特也遇到几个麻烦。比如，名单里有个叫约翰·哈里森的，是汉普斯特德的图书出版商，符合所有财产资格。

可温特翻阅档案，发现这人去年出版过一本批评帝国殖民政策的书。虽然没被查禁，但显然“思想不可靠”。

于是他用红笔在旁边做了个记号：“需进一步审查”。

又比如，有个叫威廉·福斯特的退休教师，财产资格达标，但温特从档案里知道他参加过宪章运动的集会——

虽然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但谁知道他还有没有“激进倾向”？又一个记号。

审核工作枯燥而漫长。温特每划掉一个名字，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司法公正。

不稳定的陪审员容易受情绪影响，容易被辩护律师煽动。

只有那些有财产、有地位、有责任感的人，才能真正理性地审视证据，做出符合法律精神的判决。

这是制度设计的本意。他不是在操纵，只是在严格执行标准。

办公室门被敲响了。推门进来的是法庭的副书记官查尔斯·埃文斯。

“温特先生，律师协会送来一份质询函。”

“什么质询函？”

“关于这次煽动案的陪审团组成。他们要求法庭公开陪审员筛选标准，并允许辩方律师对候选名单提出异议。”

温特皱起眉：“律师协会？谁牵头的？”

“亨利·布拉德律师。他是曼彻斯特选区议员乔治·布拉德的兄弟，专门接劳工案件。”

温特知道这个人。激进，难缠，喜欢挑战制度。

“回函说，陪审员筛选依法进行，标准公开透明，无需特别说明。”温特说，“辩方律师可以在开庭时对具体陪审员提出回避申请，但无权干预筛选过程。”

“但布拉德律师说，如果法庭不公开标准，他将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审查。”

温特放下红铅笔，揉了揉太阳穴，他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

“他凭什么申请审查？”

“他说，如果陪审团全部由有产者组成，而被告全是无产者，那么审判的公正性将受到根本性质疑。这违反了‘同等地位的人审判’的法律原则。”

温特冷笑着：“同等地位？法律指的是‘自由人’，不是‘穷人和穷人’。几百年来都是这么执行的。”

“但布拉德律师说，时代变了。1867年改革法案给了部分工人选举权，那么陪审权也应该相应扩展。他说，如果工人有资格选议员，为什么没资格当陪审员？”

温特不耐烦地说：“因为法律没改！法律规定的财产资格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他要改，去找议会，别来烦法庭。”

埃文斯犹豫了一下：“那回函就这么写？”

温特挥挥手：“就这么写。还有，把这份名单抄一份，送给内政部温斯洛普先生过目。就说我们已经‘格外注意’了。”

埃文斯拿起名单副本，退出办公室。

门关上后，温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感到疲倦，还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这起案子，比他预想的更复杂。它不再只是一起法律案件，而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各方势力都在盯着，都想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

政府要展示强硬，反对派要展示同情，激进派要挑战制度。

而法庭，被夹在中间。

温特睁开眼睛，看着桌上那本厚厚的名册。红铅笔的标记像血迹，斑斑点点。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刚当书记官时立下的誓言：“维护司法公正，不分贫富贵贱！”

那时候他真心相信。

现在呢？

他摇摇头，甩开这些无用的思绪。他是法庭的官员，只执行法律，不质疑法律。

法律说陪审员要有财产，他就按财产筛选。至于这是否公正——那不是他的问题。

他重新拿起红铅笔，翻开新的一页。

名册还很厚。工作还得继续。

窗外，伦敦的天空阴沉沉的，又要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