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7章 承受帝国第一击的殉道者！

伦敦的禁令传到印度时，已经是九月中旬。

电报先到孟买，再转加尔各答。总督府的文书员抄写了两份，一份归档，一份送到宣传处。

处长看了，皱皱眉，把它压在了一迭待办文件下面。

他对副手说：“又是伦敦的麻烦。别急着办，等两天。”

副手点点头。他们都知道，这种来自本土的紧急命令，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去年还有封电报说要加强货物的检疫，防止霍乱扩散，结果到今年连检疫站的预算都没批下来。

禁令在文件筐里躺了三天。这三天里，从英国来的商船「孟买之星号」已经卸了货。

船舱里除了打字机、自行车和蒸汽机的零件这些热门货，还有十箱最新一期的《良言》杂志。

这些杂志很快被送到加尔各答城区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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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纺商行的会计苏伦德拉下班后没回家，而直接去了加尔各答北区佐拉桑科，一个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老宅子。

轻轻敲门以后，一个仆人开了门，把他引入的内室。而他的朋友们，已经等在了那里。

其中两个是律师，都在伦敦读过书，一个叫阿肖克，一个叫尼拉杰。

还有一个是为《孟加拉日报》撰稿的记者，叫比马尔。还有三个是和他一样在商行里工作的年轻人。

最后一个坐在窗边，很安静，他是这座宅子的主人，也是这个小小的读书会的发起人。

他叫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他是个年轻人，刚满二十岁，家里希望他学法律，把他送去了伦敦，但他只想写诗，于是没有毕业就回来了。

现在他是整个加尔各答青年读书会的领袖人物。

苏伦德拉惊讶地发现，大家并没有在翻阅刚刚上市的《良言》，而是在听那个叫阿肖克的律师朗读着什么。

他捧着一本小册子，声情并茂，语调铿锵，他的英语是标准的伦敦口音。

苏伦德拉来的正好，故事才刚刚开始——

一个叫温斯顿的小公务员，在大英帝国的“真理部”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修改旧报纸和档案。

读到这里时，记者比马尔笑了一声：“这不就是新闻处那些人的工作吗？把坏消息改成好消息。”

阿肖克继续读，读到“OLD

LADY

IS

WATCHING

YOU”时，他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房间里安静下来。

泰戈尔开口了，他轻声问：“能再读一遍那句吗？”

阿肖克又读了一遍，特意加重了语气：“OLD

LADY

IS

WATCHING

YOU。”

泰戈尔点点头，没说话。他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孟加拉语。

他写的是：“（她一直在看着你们）”

写完后，他把纸推到桌子中央。几个人凑过来看。

“这个‘她’……是指女王？”

“可以指很多。总督府，税务局，警察局，档案处……所有那些‘看着’我们的东西。”

阿肖克继续读。他读得很快，读到温斯顿被捕，读到“友爱部”的审讯，读到老鼠的铁笼子……

最后读到温斯顿为了不被老鼠咬脸，尖叫着出卖恋人裘莉亚时，他再次停住了。

过了很久，苏伦德拉才颤栗着开口：“所以恐惧

可以让人背叛一切？”

泰戈尔摇摇头：“不是恐惧，是大英帝国的统治。它的统治既制造了恐惧，也利用了恐惧。

索雷尔先生写得很清楚——大英帝国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忠诚于它，只需要每个人都害怕它！”

阿肖克渐渐读到了最后几页。温斯顿被释放了，在街上遇到裘莉亚，两人都知道对方出卖了自己，但都很平静。

最后温斯顿坐在咖啡馆里，看着墙上的“OLD

LADY”海报，心里充满了爱，回到「友爱部」，平静地接受了死刑。

听到这里，泰戈尔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最后爱上了那个让曾经让他恐惧的东西，这才是最可怕的！”

那天，这本叫做《1984》的增刊在几个人手里传阅，被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读完的人往往会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加尔各答。

这座城市是英国的造物，港口、铁路、法院、学校、监狱——一切都是按英国人的图纸建的。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赚钱，但也时刻被“看着”。

警察看着，税吏看着，学校的英国老师看着，公司的英国经理看着。

现在，一个法国人把这种“被看着”的感觉写成了书，还给起了个名字：“OLD

LADY

IS

WATCHING

YOU”。

第二天，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就开始翻译《1984》，把它改写成孟加拉语。

他没翻译整本书，只选了关键段落——开头的设定，那句标语，审讯的场景，还有结尾。

他甚至删掉了“1984”这个年份，把它改成“自由的终点”。

他也删掉了具体的英国地名，改成模糊的“帝国中心”。

翻译完了以后，他先给了记者比马尔看。

比马尔说看了一眼手里的几页纸，摇摇头：“登不了报。审查过不了。”

泰戈尔的语气很坚定：“不登报，就用手抄。一传十，十传百。”

比马尔叹了口气：“这很危险。”

泰戈尔点了点头：“是，很危险。书在伦敦已经被禁了。但真正危险的不是我们，是禁书的人。他们在怕什么？”

比马尔想了想，这次没有反对。他们当天就抄了十份，给了十个信得过的人。那十个人又各抄了几份。

不到一周时间，加尔各答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都在私下讨论“那本法国书”。

他们有些人还不知道全书内容，只知道几个关键句子，还有那句标语：“她一直在注视着你们！”

总督府的禁令终于下发时，已经是九月下旬。警察开始搜查书店、报刊摊，要求上缴《良言》增刊。

但他们搜到的很少——大部分早就被藏起来了，书店老板宣称接到禁令就把书烧了，灰烬都倒进了胡格利河。

警察当然不信，但搜了每一家书店，什么也没找到。

其实早在搜查前三天，这些狡猾的老板就把手里的《1984》一页页拆开，藏在不同的地方——

账簿夹层、地板下面、宗教书籍的内页。等有人愿意出高价买的时候，他们才把它“组装起来”销售。

禁令反而让这本书更有价值。黑市上，一本完整的《1984》英文本能卖到10卢比，是《良言》原价的10倍。

手抄的孟加拉语节选本更便宜，但也更危险——持有者一

旦被发现，就会被逮捕。

九月底，加尔各答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萨钦的年轻学生在街头演讲的最后，突然提高声音：

“他们在看着我们！税务局看着，警察局看着，总督府看着！但我们要问——凭什么？凭什么他们可以看着我们，我们却不能看着他们？”

人群里立刻有人喊：“因为他们有枪！”

萨钦说：“枪只能打死人，打不死思想！伦敦现在怕一本书，怕一个法国人写的书！那本书叫《1984》，里面有一句话——‘她一直在看着你们’！”

警察冲过来抓他时，他已经跳下演讲台，混进人群跑了。但他的话传开了。

那天晚上，萨钦躲在朋友家里，朋友问他：“你真读过那本书？”

萨钦摇头：“只读过几页手抄本，但够了。重要的是，伦敦在怕它。如果伦敦怕它，就说明它说对了。”

朋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那个法国作者……他叫索雷尔？”

萨钦点点头：“莱昂纳尔·索雷尔。他曾经在伦敦帮穷人写信，现在因为写了这本书被驱逐。”

“他真的这么做过？”

“嗯，虽然他是法国人，我们是印度人。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他是第一个在伦敦说出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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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查禁《1984》的消息，几乎立刻被爱尔兰民族主义报纸当作一份现成的证据：

帝国的统治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从容！

“OLD

LADY

IS

WATCHING

YOU”的口号被印在粗糙的传单上，被涂写在墙角和酒馆后门。

这里没有人关心《1984》的文学价值，但在集会上，“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名字被反复提起。

他被视为一个替所有被统治者承受了大英帝国第一击的殉道者！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知识分子们谈论的并不是，而是法国和英国报纸对禁书事件的不同措辞。

莱昂纳尔作为法国作者的身份在这里被反复强调——他来自一个共和国，却被一个帝国驱逐。

这使他迅速被塑造成“替我们发言的欧洲人”。

当地的报纸也在暗示：如果帝国无法容忍这样的表达，那么殖民地就没有保持顺从的义务。

此外，在香港、在孟买、在开普敦、在新加坡、在槟城……《1984》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同一件事——

告诉所有人，大英帝国的统治依赖的不只是武力和法律，还有对语言的控制！

……

而在远在伦敦的苏格兰场，通过电报汇总了各地的数据以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他们缴获的《1984》册数，已经超过了《良言》8月下旬刊的总销量，而且是远远的超过。

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正在不断把《1984》扩散向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风雨飘摇当中，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882年的10月，《1984》引发的骚动几乎让内阁陷入瘫痪。

于是经过整整一个月的“缜密调查”与“口头传唤”后——

一长串名字出现在总检察长亨利·詹姆斯爵士亲笔签名的起诉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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