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3章 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我们不可能做那种事！

“啪！”

维多利亚女王把一迭报纸摔到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面前。

报纸散开了，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头版头条几乎被同一张图片占据——

一个英俊的年轻人高举双手，被两个身穿制服的英国警察挟持着，半拖向标注“大不列颠”的海关通道。

各家的版画水平有高有低，但姿势、神态都差不多。图片下面是标题，字大得刺眼：

《自由之国？作家索雷尔在多佛港遭强制驱逐！》（《费加罗报》）

《海关拒绝给出理由，法国作家无奈回国》（《每日电讯报》）

《大英帝国的“思想海关”：只准进咖啡，不准进思想？》（《小巴黎人报》）

《从拿破仑到格莱斯顿，谁更害怕一本书？》（《纽约日报》）

……

维多利亚女王的指尖点在报纸上：“这是怎么回事？帝国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光了！”

女王统治这个帝国已经四十五年，见过太多风浪，但眼前这种难堪还是让她恼火。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站在书桌前，手里拿着礼帽，虽然腰杆还挺得直，但脸色很难看。

格莱斯顿勉强解释着：“陛下，这是那个法国佬的阴谋！他故意带着一群记者去海关，激怒执勤人员……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拍下这张照片，就是想让帝国在世界面前丢脸。”

维多利亚女王不耐烦地打断他：“这谁都知道！我想问你，解决方案是什么？

现在巴黎的报纸在嘲笑我们，说我们变成了俄国，变成了普鲁士——

公开钳制言论自由，拒绝一位外国大作家入境，连个像样的理由都给不出！”

格莱斯顿不说话了，书房里只剩下女王愤怒的质问声。

他知道维多利亚为什么会失控——有人把她比作了俄国的沙皇，这是不能容忍的羞辱。

哪怕谁都知道，她的初恋情人是俄罗斯尼古拉一世沙皇的长子，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

过了一会儿，女王冷静了下来：“对付一个作家，有一百种方法让他闭嘴，让他消失，让他自己放弃。

但你选了最蠢的一种——当众动手。现在全世界都看见了，大英帝国害怕一个拿笔的法国人。”

格莱斯顿的脸涨红了：“陛下，内政部的判断是，需要给他一个明确的信号。

让他知道伦敦不欢迎他，让那些想效仿他的人看清楚后果。”

“信号？信号是发出去了，但收到信号的不止他一个。巴黎收到了，纽约收到了，整个欧洲都收到了。

他们看到的信号是，大英帝国心虚了，被一本海盗吓得关闭国门。”

维多利亚女王站了起来：“妥善处理这件事，不要让它继续发酵。帝国的荣誉不能继续受到玷污！”

“是，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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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街10号，首相办公室。

格莱斯顿面对这内政大臣威廉·哈考特，毫不客气：“陛下很不高兴。我也很不高兴。

哈考特，这件事是你内政部的职责范围，现在搞成这样，你有什么解释？”

哈考特舔了舔嘴唇：“首相，这件事的处置确实有欠考虑。现场执勤人员经验不足，应对失当。

我已经

责成海关总署提交详细报告，相关人员会受处分。”

“处分？哈考特，你觉得问题是出在一个海关办事员身上？”

“当然不完全是。但直接责任——”

格莱斯顿打断他：“直接责任是你！是你授权了对索雷尔的特别关注，是你让海关注意他的入境，是你暗示可以采取‘必要措施’。

现在出事了，你想找个办事员顶罪？”

哈考特不吭声了。办公室里很安静，能听到外面马车碾过马路时发出的闷响。

过了一会儿，哈考特才说：“首相，我们对索雷尔的担忧是有根据的。他的作品确实在传播不良情绪。

他在东区的活动建立了个人威望，这种威望可能被转化为政治影响力，那些贫民可能会采取行动。

我们只是做了风险评估，并采取了预防性措施。”

格莱斯顿拿起一份报纸抖了抖：“预防性措施？这就是你的预防性措施？让全欧洲看我们的笑话？”

哈考特低下头：“我们应该在他入境后再采取限制措施，比如监控交往人员，而不是在海关公开拦截。”

格莱斯顿把报纸扔回桌上：“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解决方案。怎么把这件事压下去？

怎么让报纸闭嘴？怎么让那个法国佬别再给我们找麻烦？”

哈考特想了想，说：“国内的报纸，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分配施加影响。

那些登了不利报道的报纸，明年政府公告的投放份额会受影响。他们懂的。”

“还有呢？”

哈考特又想了想：“我们可以安排几位有份量的评论家，在《泰晤士报》《旁观者》上发表文章。

从文学批评角度分析《加勒比海盗》的缺陷，淡化政治色彩。把争论拉回文学领域。”

格莱斯顿靠在椅背上，看着他：“就这些？”

“目前能想到的就这些，首相。”

“你觉得这些够吗？够让巴黎的报纸停止嘲笑我们？够让纽约的报纸停止转载？够让女王陛下满意？”

哈考特不说话了。

格莱斯顿站起来：“我要你在一周内处理好这件事，让舆论平息，让事件过去！”

“是，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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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威廉·哈考特的办公室。

哈考特面前是内政部的常务次官埃德加·温斯洛普。

他把首相的话复述了一遍，然后问：“温斯洛普，这件事你怎么看？”

温斯洛普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大臣，这件事的难点在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有正式文件记录。

对索雷尔先生的特别关注，对海关的指示，对《良言》杂志的压力，对苏格兰场合作项目的终止——

都是通过口头沟通和非正式的暗示完成的。”

哈考特皱起眉头：“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法追究具体责任？”

温斯洛普纠正道：“不是没法追究，是不宜追究。一旦启动正式调查，就需要调取记录、询问相关人员。

但很多指示并没有书面记录，相关人员的理解也可能不一致，这样反而容易落下口舌，让媒体抓住把柄。

比如我们对海关说的是‘必要时可拒绝入境’，但海关执勤人员可能理解为‘必须阻止入境’。”

哈考特连忙追问：“所以都是海关的错？”

温斯洛普的回复滴水不漏：“从行政责任角度，最终执行方确实负有直接责任。但更高层面的决策——

尤其是基于风险评估的预防性措施，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内政部的职权范围内是成立的。

问题出在执行层面过度解读，以及应对媒体时的处置失当。”

虽然这番话说得极其曲折，但哈考特听明白了，温斯洛普在给他铺路：

责任可以推到海关，推到现场人员，推到“理解偏差”和“处置失当”。

而内政部的决策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

哈考特松弛了一点：“那现在怎么处理？首相给了一周期限。”

温斯洛普想了想，说：“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海关总署必须提交一份正式报告，承认现场处置不当，宣布对相关人员的纪律处分。

第二，内政部可以发布一个简短声明，强调英国欢迎一切守法访客，但保留基于公共秩序拒绝入境的权利。

第三，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主要报纸的编辑沟通，建议他们适度降低对此事的报道热度。

第四，可以安排一两位议员，在下议院提出相关问题，然后由大臣作出回应，将舆论场拉回议会框架内。”

哈考特想了半天才开口：“所以只需要处理几个海关人员，发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等舆论自己冷却？”

温斯洛普点头，“有时候，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过度反应反而会延长事件的周期。”

哈考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声明你来起草。”

“是，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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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英国议会，下议院。

在一轮又一轮的质询中，无论是首相格莱斯顿，还是内政部长哈考特，都表现得滴水不漏。

所有的责任都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执行人员头上。

每个人好像都该负责，每个人好像又都不该负责。

作为政府的最高长官，以及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长，两人的表情更是无辜至极。

仿佛一切糟糕的后果，都是下面执行不力才造成的。

议员们当然对两个老狐狸的表现不满，尤其是那些选区在东区的议员。

他们群情激愤，一再打断发言，以至于议长不得不反复敲着锤子，嘴里喊着：“Oder！Oder！”

质询的最后阶段，自由党议员约瑟夫·劳伦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内政部如果认为某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会怎么做？直接禁止其出版吗？”

内政部长威廉·哈考特站起身，郑重地摇了摇头：“我们绝对不会禁止它发表，我们仅仅是可能不发表它。”

“这有什么区别呢？”

“天壤之别！禁止发表是俄国那样的独裁国家采用的统治手段，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我们不可能做那种事。

我们只不过采取民主的决定不予发表。”

议员们再度哗然。约瑟夫·劳伦斯在喧嚣中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以后还能在大英帝国的报纸杂志上，看到莱昂纳尔·索雷尔的作品吗？”

（第一更，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