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9章 一点点不同

正所谓：有备无患。

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还是宏观层面的群体、国家乃至于文明，实际上都应该做到这一点。

做两手准备，以最乐观的结果为目标，以最悲观的结果做准备，同样是文明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谨慎态度。

很显然，游牧之民现阶段的文明程度，还没能明悟这一点。

在华夏，哪怕是这距离后世两千多年前的落后时代，社会地位几乎低到不能再低的农户黔首，尚且有‘存粮御变’的意识。

到了后世新时代，华夏文明更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海量的战略物资储存，以备不时之需。

乃至于，哪怕是后世新时代，一个衣食无忧的青少年，心中都有一个铸造末日堡垒，囤积百年物资，以备世界末日到来的梦想。

具体到国家、文明层面，尤其是具体到如今的匈奴人身上，生活在生存条件恶劣的草原上，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威胁的他们，本该有更多的忧患意识。

在获取物资时，他们应该更加节俭，更加谨慎；

在有余力选择时，他们应该更多去考虑‘如何细水长流的生产物资’，而不是如何源源不断的掠夺物资。

甚至于，哪怕只把汉家，当成永远都不会干枯的水流，游牧之民也应该意识到：在天气都一天三变的草原，没有任何事是亘古不变的。

草原霸主在短短百余年间，能历经东胡、月氏，到如今的匈奴人。

草原上强大的部族——冒顿单于时期的强大不足，如今已然十不存一，老上单于时期的，也同样是十不存三、四。

就连现军臣单于即位时，那些显赫于草原的庞大不足，如今也已有小半衰落，甚至彻底灭亡。

在草原，永恒不变的东西只要一个，那就是变化。

草原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任何东西都在变。

而且变得速度极快，周期极短。

小到人的寿命、勇士的战力巅峰，大到部族的强盛，乃至于草原霸主的归属。

在如此多变，且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游牧民族本该较汉家农人，生出更为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们应该在春天想：如果到了秋天，牧畜们还没有被养足肥膘，那冬天该如何度过；

如果到了冬天，部族没有找到合适的粪底洼地，部族应该何去何从。

他们应该在彼此征伐时想：今天我攻伐别人，来日别人攻伐我，我应该如何应对，才能不让整个部族轮为奴隶。

以及，他们应该在南下侵略汉家时，想到未来某一天，游牧之民变弱了，或农耕之民变强了，该怎么办？

无法再从汉人手里抢到东西，甚至要被汉人反抢走手中的牛羊牧畜时，该当如何是好？

可惜，世界万事万物，皆无‘如果’。

游牧之民所生存的恶劣环境，并没有让他们生出足够的忧患意识，反而因为生存环境过于恶劣，而生出了两种过度极端的思想。

第一种，是及其消极的：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谁还存明天的粮食啊？

今天吃得饱，今天就填饱肚子先。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能活着见到明天的讨厌，再去考虑明天该吃什么。

这种类似于乞儿自暴自弃，只看眼下不顾未来的生存信条，使得游牧之民很难以‘年’为单位，制定长期的计划。

小到牧民个人，不会去想明年该吃什么喝什么，畜牧多少头牛羊；

到作为‘群体’的部族，不会考虑明年应该去哪里放牧，或者是和那个邻居打上一场。

大到草原上的至高统治者：匈奴单于庭，也不会思考太过遥远的事情。

今年过得好，那就好好过今年。

明年的事，明年再说。

大不了去偷、去抢，去和汉人打一仗，或是让底下的部族多缴纳点上贡。

什么细水长流，什么长期目标、远大理想，根本无法在游牧之民简单的脑回路中站稳脚跟。

对一个文明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尤其是对如今这个

时代，整个人类世界唯二的两个超强文明之一的匈奴人而言，这是极大的悲哀。

但正所谓：彼之英雄，我之仇寇。

匈奴人的悲哀，无疑是汉家的幸运。

曾几何时，匈奴老上单于，一度展露出了‘华夏明君’才应该具备的睿智和长远视角，惹得汉家上下忧心忡忡。

但好在草原贫瘠的土壤，只能养得出一个老上稽粥。

无论是现在的军臣，还是日后的伊稚斜，乃至于未来的一代代匈奴单于——草原上，再也不会出现第二个老上稽粥单于，来为匈奴人、为草原游牧之民‘谋万世’了。

更要命的是：凡事就怕对比。

——匈奴人的开国之君挛鞮冒顿，至少在军事层面，与汉家英明神武的太祖高皇帝刘邦，争了个不相上下。

匈奴人的‘文皇帝’老上稽粥，则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形成了与汉太宗文皇帝刘恒的分庭抗争。

及至双方的第三代，汉家的孝景皇帝刘启，虽然被坊间普遍评价为‘中庸之主’‘守成之君’，但从综合能力以及成就上来看，依旧拿得出手。

反观匈奴军臣单于，不过是靠着父祖余荫，靠着父祖留下的宝贵财富、强大实力，才和汉家的孝景皇帝，斗了个半斤八两。

而今，到了双方真正意义上的第四代。

匈奴人，还处于三代军臣单于末期，下一代，大概率是鹰视狼顾，颇得冒顿单于雄风，却几乎半点不得老上单于睿智的挛鞮伊稚邪。

而汉家，则是刘荣。

一个自后世而来，雄心壮志或许不比历史上的汉武大帝，但综合能力以及法统、根基，都远胜于汉武大帝的天子荣。

在这一代，汉匈双方必然能分出胜负，一决雌雄。

而且胜利的天平，肉眼可见倾斜向了有利于汉家的一方。

纵观汉匈双方的文明发展史，汉家过去这短短五六十年，是从弱小到强大，从贫穷到富庶，从百废待兴，到百废俱兴的高速发展史。

匈奴，则是以一个极高的起点出发，随后便在老上单于时期到达巅峰。

到军臣单于继位，匈奴人，已经开始盛极而衰，走下坡路。

汉家在往上走，匈奴人在往下走。

再加上双方文明阶段的差异，更使得双方的龙争虎斗，早已注定了结局。

有趣的是：在汉天子刘荣的主导下，汉家的公卿百官，其实进行过一次别出心裁的讨论。

讨论主题为：站在匈奴单于庭的角度，应该如何让游牧之民强大起来？

这里的强大，显然不是过去几十年，匈奴人昙花一现般的军事实力强大，而是像曾经的秦，以及如今汉室这般，全方位无死角，且可长久维持的综合实力强大。

而在那场讨论中，最让刘荣印象深刻的，便是法家代表人物：赵禹的论点。

在赵禹看来，如今的匈奴人，在文化层面可谓是一张白纸。

而文化的积累，需要岁月的沉淀。

所以在赵禹看来，无法在短时间内积累足够文化底蕴，以支撑文明进程的匈奴人，要想成为像华夏王朝这样的综合强国，唯一的方式，便是从法治建设着手。

通过法治建设，来强行为游牧之民的文明进程提速，在‘仓禀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基础上，反其道而行之，以达成‘知律法严苛而仁义俯焉’的目的。

刘荣细问，赵禹则进一步表示：游牧之民的短视，首先需要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一点点击碎。

等游牧之民产生‘这么做绝对不行’‘这么做惩罚极重’的意识之后，再通过法律条令，强制让游牧之民接受长远规划。

如个人层面的畜牧生涯规划，家庭财富规划，家庭成员规划、家庭结构调整等；

如部族的游牧路线、部族组成，军事、器械、后勤保障等体系构建；

再比如，单于庭层面的国家战略等等。

赵禹说，这是因为匈奴人——游牧之民大都‘未开民智’，想要他们听懂什么叫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并不比对牛弹琴轻松多少。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解释，只通过法律手段，粗暴的让他们去执行。

等他们执行过后，亲眼见到成效了，自然也就不用解释了。

从赵禹这一番话语中，刘荣不难得出结论：秦一统天下之后，始皇便是采纳了法家的这一建议，通过‘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粗暴手段，来让天下人强制接受秦廷的调度。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手段在华夏行不通。

因为华夏百姓民，哪怕是斗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也绝不能算作‘未开民智’的愚类。

数千年的文化沉淀，让每一个出生在神州故土的华夏之民，都沐浴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

哪怕一生都无法看懂圣贤之书，世世代代都无法出一个认字的后代，华夏之民也仍旧能从社会氛围、风气当中，汲取到游牧文明永远都无法达到的浓厚文化底蕴。

贩夫走卒，杀猪屠狗之辈，也仍旧心怀仗义；

丘八武夫，肩扛手挑之人，也同样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

这是游牧之民永远都学不会，也效仿不了的。

至于那场讨论最终的结果，则是由天子刘荣以穿越者的宏达视角，做出最后的判断。

——没有千年以上的，传承有序的文化积累，以及连续三五位，或是隔三差五，累计七八个‘老上单于’出现，游牧文明就永远无法进入人类文明的下一阶段。

即：松散部落奴隶制联盟，到中央集权封建制王朝的转变。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华夏文明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后，周边的泛华夏文明圈的文明，也有可能被强制抬到封建王朝。

但这就像后世，存在于新时代的国王、国公——哪怕在这公元前，算是足够先进的文化体制，但在那两千多年后的新时代，却依旧无比落后。

简而言之，文明进程的先进与否，往往都是横向对比出来的。

在这公元前的古时代，华夏文明即便还只处于封建文明早期，却也依旧能对尚处于奴隶制文明的草原游牧之民，形成极为彻底的降维打击。

而在后世，东南亚的泛华夏圈各国，虽然也终于抵达‘封建王朝’的文明阶段，却依旧被已经进入更高文明阶段的新华夏，全方位无死角的压制。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眼下的问题，对匈奴人非常棘手。

而且并非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匈奴，乃至整个游牧文明的体制结构问题。

此次发生在幕南地区的粮食短缺，仅仅只是这落后的文明体制，在特殊时间节点的一种体现。

旨在提醒游牧之民：你落后了。

再不改变，再不进步，就要完蛋了。

只可惜，如今的匈奴单于庭，无论是当代单于挛鞮军臣，还是准下代单于挛鞮伊稚邪，都不是老上稽粥单于那般，有能力为游牧之民‘谋万世’的决定性人物。

在军臣看来，今年的粮食短缺，就是今年的问题。

解决了，今年就好过了，解决不了，那也就是今年不好过。

无论如何，等今年过去了，一切就都恢复如常了。

伊稚邪看的或许远一些，或许会想到今年出现的问题，未来也同样会出现。

毕竟河西、河套，都并非被汉家借走了一年，而是基本永久性夺走。

汉家强大到游牧之民无法从汉北边境讨得便宜，也不是汉家用了一年期的体验卡，而是在肉眼可见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能持续存在的战略优势。

但即便意识到这一点，伊稚邪也依旧无法想到：这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因为匈奴人倒霉的丢掉了河套和河西；

而是在草原如今的政治文明体制之下，必然会发生，也早晚会发生的事。

只要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伊稚邪就永远不可能将这个问题从根部解决。

无论伊稚邪是如今的右贤王，还是未来的匈奴单于。

二者或许有很大不同。

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只有一点点聊胜于无，且无法影响最终结果的微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