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四章 元颢入洛：刚称帝就飘了，陈庆之的“猪队友”上线

上回说到陈庆之带着七千白袍军一路开挂，把元颢护送到了洛阳城。这元颢刚一脚踏进洛阳，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啥正事没干，先把年号改成“建武”，又搞了个“大赦天下”的仪式，弄得跟真能坐稳江山似的。转头就给陈庆之封了侍中、车骑大将军，听起来官挺大，可实际上呢？后来的事儿证明，这封官更像是“画饼”。

不过元颢也不是完全没动作，他派了个叫侯暄的当后军都督，去守睢阳——这地方相当于洛阳的“南大门”，守住了才能安心在城里当皇帝。可侯暄大概觉得“有陈庆之在前面顶着，没人敢来惹我”，守起城来漫不经心，每天不是喝酒就是唠嗑，城墙都快长草了也没派人修补。

这边侯暄摆烂，北魏那边可没闲着。北魏行台崔孝芬带着一队人，偷偷摸到睢阳城下，趁侯暄没防备，直接把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侯暄这才慌了神，带兵想突围，结果刚打开城门就被崔孝芬的人堵了个正着，没打几下就被活捉了，最后脑袋也落了地。睢阳就这么丢了，元颢在洛阳城里刚坐热乎的屁股，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更糟的还在后头。之前被陈庆之打跑的上党王元天穆，这会儿又攒了波兵力，一口气拿下了大梁。大梁一丢，洛阳东边的门户就开了，元天穆还觉得不过瘾，又派了个叫费穆的将领去攻虎牢——这虎牢关可是洛阳的“东大门”，要是再丢了，元颢就得直接暴露在北魏军面前。

元颢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赶紧叫陈庆之去救虎牢。陈庆之刚把洛阳周边的小股敌军收拾完，接到命令就带着白袍军往虎牢赶。而另一边，元天穆正站在大梁城楼上琢磨：“现在元颢在洛阳，陈庆之又去了虎牢，我要不要趁这机会再打回去？”

这时候他手下的行台郎中温子升站出来说：“将军，现在不能急着打洛阳！您想啊，陈庆之的白袍军战斗力强，咱们刚跟他打过，士兵们还没缓过来；而且元颢刚入洛，不少州郡还在观望，咱们要是先稳住阵脚，等那些观望的州郡倒向咱们，再打过去也不迟啊！”

温子升这话其实挺有道理，可元天穆这会儿满脑子都是“报仇”，根本听不进去——上次被陈庆之三千人打跑，这事成了他的“心理阴影”，现在一听说陈庆之来了，下意识就想躲。最后他咬咬牙，还是决定“惹不起躲得起”，带着大军往北渡过黄河，直接溜了。

那边费穆正围着虎牢关打得起劲，城墙都快被攻破了，眼看就要拿下，突然听说元天穆带着大军跑了。费穆一下子就懵了：“主帅都跑了，我这还打个啥？没了后援，就算拿下虎牢，也守不住啊！”思来想去，费穆干脆也不打了，打开城门就向陈庆之投降了。就这么着，陈庆之又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虎牢的危机，元颢在洛阳才算暂时稳住了阵脚。

其实元颢刚入洛那会儿，形势还真不错——黄河以南的不少州郡，一看元颢有陈庆之这么能打的帮手，都纷纷归附，想着“跟着新皇帝混，总比跟着北魏那乱糟糟的朝廷强”。可偏偏有人不买账，齐州刺史沛郡王欣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沛郡王欣召集手下人开会，商量要不要归附元颢。有人说“元颢有陈庆之帮忙，肯定能成气候”，也有人说“北魏根基还在，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这时候军司崔光韶站出来，拍着桌子说：“你们都糊涂了！元颢本来是北魏的王，却投靠梁朝，带着外兵打自己的国家，这就是贼臣乱子！咱们要是归附他，将来北魏平定叛乱，咱们都得跟着遭殃！”

崔光韶这话一出口，沛郡王欣一下子就清醒了，当场就把元颢派来劝降的人斩了，明确表示“绝不归附”。不光是齐州，襄州刺史贾思同也跟元颢硬刚，不管元颢派多少人来劝，就是不接他的任命书，铁了心要跟北魏站一边。

这边有人不听话，元颢非但没想着怎么收服人心，反而开始琢磨起“歪心思”。他本来就是靠着梁朝的兵力才进了洛阳，现在坐稳了皇帝位，就觉得“梁朝不过是我借兵的工具，现在我有了地盘，还听梁朝的干啥？”于是偷偷跟北魏的临淮王元彧等人勾结，打算叛梁自立。

可他又怕陈庆之不答应——毕竟陈庆之手里的白袍军是实打实的战斗力，真要闹僵了，自己不一定打得过。所以元颢表面上对陈庆之客客气气，又是封官又是赏赐，背地里却处处提防，生怕陈庆之坏了他的“大事”。

陈庆之也不傻，他早就看出元颢这人心术不正，而且现在归附的州郡虽多，可真正实心实意的没几个，北魏的势力也还没彻底打垮，手里的兵力根本不够用。于是他多次找元颢，请求增兵，想趁着势头把局面彻底稳住。

可元颢哪肯给陈庆之增兵？他怕陈庆之兵力多了，自己就控制不住了。这时候安丰王元延明又在旁边煽风点火：“陛下，陈庆之的白袍军已经够强了，再给他增兵，万一他有异心，咱们可就麻烦了！再说梁武帝那边要是知道您想叛梁，说不定还会派军来打，不如就跟梁武帝说‘这边局势稳定，不用增兵’，把后续的梁军都拦在境外，这样您才能真正掌权啊！”

元颢一听，觉得这话太对了，立马就采纳了安丰王的建议，不仅没给陈庆之增一兵一卒，还专门给梁武帝上了道表章，说“洛阳已经平定，各地都归附了，不用再派军队过来，免得劳民伤财”。梁武帝那边也没多想，真就下令让后续的梁军停在了边境上。

这下陈庆之可就难办了——手里还是那七千白袍军，要守洛阳，要防北魏，还要盯着元颢这颗“定时炸弹”，简直是腹背受敌。而元颢呢，还在洛阳城里做着“一统北方”的美梦，根本没意识到，他这波“操作”，已经为后来的溃败埋下了伏笔。

《资治通鉴》里写元颢入洛后的种种作为，字里行间都透着“短视”二字。司马光特意提了句“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复视事”，意思是元颢刚当上皇帝，就沉迷酒色，连正事都不管了。在司马光看来，元颢本来有陈庆之这样的猛将，又占了洛阳的有利地势，要是能收敛野心，好好安抚州郡、整顿军队，说不定真能成点气候。可他偏偏急着叛梁，还猜忌功臣、拒绝增兵，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后兵败被杀，纯属自找的。而陈庆之虽有通天本事，遇上这么个“猪队友”，也只能徒呼奈何。

我倒觉得元颢入洛这事儿，像极了现实里“德不配位”的人突然得了机遇——手里攥着好资源，却没本事盘活，还总想着“独占好处”。其实元颢最大的错，不是想当皇帝，而是错把“借的势”当成了“自己的本事”。他以为靠陈庆之打赢几场仗，就能坐稳江山，却忘了自己既没民心，又没根基，连最基本的“团结盟友”都做不到。

更有意思的是陈庆之的处境——他就像个“顶级打工人”，拿着有限的资源，帮老板解决一个又一个麻烦，可老板不仅不领情，还怕他功高盖主，处处掣肘。这其实也给了个启示：不管做什么事，“队友”的选择太重要了。哪怕你能力再强，遇上一个短视、猜忌的合作伙伴，最后大概率也是“吃力不讨好”。而且元颢拒绝增兵那步棋，简直是“自断手脚”——他以为把梁军拦在境外，就能掌握主动权，却忘了自己最大的靠山就是梁朝，没了梁朝的支持，他在北魏旧臣眼里，不过是个“外来的叛臣”，根本没人真心服他。

靠别人的本事撑起来的排场，若没自己的根基托底，早晚得塌。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你会怎么选择？是像陈庆之那样，明知元颢猜忌，还继续为他镇守防线；还是会提前向梁武帝上书，揭露元颢的野心，另寻对策？欢迎发表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