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2章 南京蛇鼠

刑部侍郎孟兆祥是一个倔脾气，勃然大怒，当堂将那些糊弄他的班头和捕快，扒了裤子打屁股。

但后来人依然是如此。

巡城的千户，也不例外。只要令他们去查张缙彦被打的案子，一个一个就都是假意应付，动静闹的不小，却实际进展却一点都没有，最后报上来的，还是过去的结果。

同时的，各个方面都有人在束缚他们，南京刑部，吏部，都察院，各种问询不断而来。

孟兆祥纵使刚硬，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无可奈何。

冯元飏六十多岁了，在官场历练多年，知道这样的事情绝非他们两人所能解决，于是便说服孟兆祥，两人联名向崇祯帝写了密奏，将南京情况告知。

崇祯帝接到密奏，几乎不敢相信，他没想到，南京官场竟敢如此，连朝廷派去的钦差都敢糊弄？于是给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发去一道密旨，韩赞周接旨之后，不敢怠慢，立刻出动南京镇抚司的锦衣卫，以铁腕手腕肃清了南京应天府衙里的不肖之徒，同时也震慑了南京城里那些想要看朝廷笑话的士绅。

没有羁绊和敷衍，又有锦衣卫的撑腰，案情很快就调查清楚，不但魏国公府中的家人，就是几个上下蹿腾的逮赋者，也被查了出来。

事关魏国公，孟兆祥不敢大意，将案件调查清楚，确定无误之后，他才上报朝廷。

而紧跟着他的奏疏一起到京师的，是徐文爵的请罪，或者说是辩解疏。对于老丈人所作所为，徐文爵推得一干二净，表示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更没有指示家人向应天府尹说清，打点应天府尹衙门中的班头捕快，以为李弘脱罪，不过徐文爵承认自己失察，在李弘积欠逮赋的事情上，没有早日劝诫，以至酿成祸事。因此，他向皇帝请罪。

两道奏疏同日到京师，文官们看罢，都是大怒，纷纷弹劾徐文爵，认为徐文爵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甚至有人认为，徐文爵目无法纪，就是幕后的黑手，不惩治徐文爵，何以显示国法皇威？这其中，内阁四辅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最为坚持。

御座上的崇祯帝久久不说话。

首辅周延儒和次辅陈演也都是默不吱声。

争论了半个时辰，崇祯帝迟迟不表态。

激愤的朝臣和清流，忽然有点怀念太子了。

如果太子在，对这样的大事，太子肯定是要表态的，而以太子一向的风格，想来是不会容忍徐文爵的……

可惜，太子今日不在。

崇祯帝是在容忍徐文爵吗？

当然不是。

老实说，他对徐文爵的老丈人竟然敢打朝廷官员，挑战朝廷权威，而且他派到南京查案的官员，竟然指挥不动南京的人，非得他出动南京锦衣卫才能解决问题，是感到无比愤怒的——怎么的，南京已经不是我皇明的天下了吗？

因此，他非是处置徐文爵不可。

不过如何处置，他却有点犹豫。

魏国公是太祖始封，和去年被爵的定国公徐允祯同为徐达的后人，去年刚除了定国公，今年又要再除魏国公吗？传扬出去，天下人会不会以为，朕孤情寡意，故意在针对勋贵？

因此，必须慎重。

见崇祯帝不说话，好像有容忍魏国公之意，有人开始站出来为徐文爵说话，认为徐文爵一向谨慎小心，应该不会参与这样的事，应该是李弘狐假虎威，借着他的名义，胡作非为而已。

礼部尚书林欲辑又颤颤巍巍的站出，认为此事的根子还是在“追逮赋”，为了逮赋，江南已经乱成一片，乡绅士子到各地州府衙门前请愿的情况，此起彼伏，已经变成了一股风潮，朝廷必须引起重视，不然可能会掀起动荡——话里话外的意思，逮赋是应该追的，但朝廷是不是太着急，处罚是不是有点太过严厉了？

不过没有人附和他，事情进行到现在，谁都知道，追逮赋之策已经是不可能改变了，不说太子，就是御座上的崇祯帝也不会允许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追逮赋进行到现在，已经不只是关乎朝廷的税收，更关乎朝廷的颜面，甚至是关乎到太子未来继位的“正当性”，如果追逮赋在压力之下被迫中止，那么提出此策的皇太子又该被至于何种地位？

散朝后，崇祯帝召内阁五臣到乾清宫，继续商议魏国公的处置，

这时候，首辅周延儒说话了，他认为魏国公徐文爵给人的印象，一向是谨小慎微，包庇李弘之事，说不定还真有隐情，朝廷还是要详细查案，谨慎判断，不宜贸然决定。

至于那些在各地衙门前聚集请愿的乡绅，朝廷应该安抚为主，不宜升高对抗。

“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安抚呢？”三辅蒋德璟忽然道。

对于蒋德璟有点质疑的口气，周延儒心中不快，但脸上却波澜不惊，古井无波地回道：“那就再安抚，以诚相对，只要各地官员用心，我就不信他们能闹起大事来。”

蒋德璟转向崇祯帝：“陛下，一城一地确实闹不起大事来，臣担心的是，各地会相互串联，彼此呼应，同时聚事，那可就不好办了。尤其是有魏国公的家奴打了朝廷命官，却没有受到严惩的情况下，那些逮赋者一定会受到鼓励，有样学样，花银子雇一些地痞流氓，对朝廷派往各地的御史进行骚扰，阻挠御史公干，是极有可能的。虽然朝廷现在预防已经有点晚了，但臣以为，亡羊补牢，犹是善政。”

“如何预防？”问话的是次辅陈演。

蒋德璟转对他：“李弘、魏国公的家奴、魏国公、还有那些参与此事的人，都必须被严惩，以儆效尤；第二，对于逮赋者聚集在衙门前请愿，影响衙门正常工作，甚至鼓动百姓者，各地官员都要拿出魄力，该驱散就驱散，该惩处就惩处，绝不可坐任事情闹大，而内阁要做官员的后盾，将此意见明发天下，如此才能刹住逮赋者在衙门前聚集，试图鼓动民心，给朝廷制造压力的歪风。”

如此一来，骂名就都是内阁的了。

而内阁首辅周延儒自然是首当其冲。

听到蒋德璟的建议，周延儒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是恼怒，各地官员如何处置，叫官员们自己斟酌，出了事情，内阁出来收场，看情况，游刃有余的进行处置，但如果将内阁的意思明发天下，各地官员有了胆气，照此处理，那么那些逮赋者的怒气就都会冲向内阁，他这个内阁首辅不就是臭名昭著了吗？

不过当着崇祯帝的面，他不能露出愠色，只能默不吱声。

陈演皱着眉头道：“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中葆何以认为，魏国公一定参与其中了？”

蒋德璟肃然道：“就算没有参与，也有失察、纵容之罪，府中家奴敢打着他的名义，到外面行此恶事，又岂是一日能养成？怕是一贯如此吧？”

陈演微有尴尬，退了回去。

“臣附议。相关人等，必须严惩。”四辅范景文站出。

五辅黄景昉犹豫了一下，没有站出，和范景文不同，他能入阁，和周延儒有莫大的关系，虽然心里支持蒋德璟，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好意思对周延儒和陈演落井下石。

内阁的争论，崇祯帝都听到了，对蒋德璟的意思，他是赞同的，而周延儒的圆柔处置，他也不反对，而在这期间，他已经思谋好了对魏国公的处置，于是从御案上翻出孟兆祥和冯元飏的联名奏疏，提起朱笔，在最后的处置上，稍微改了一下。

对李弘的处置，孟冯二人定的是籍没家财，充军流放，但崇祯帝直接改成了斩。

魏国公的家奴，定的是杖八十，崇祯帝也改成了斩。

至于动手的那几个流氓，更是斩首了。

而上下其手，参与到了其中的几个逮赋者，都是籍没家财。

应天府衙的不肖之徒，依刑责，分别是流放和杖刑。

而最重要的，也就引人注目的，就是魏国公徐文爵本人的处置。

崇祯帝放下朱笔，转对王承恩：“拟旨，魏国公，治家不严，放纵家奴，朕甚为失望，着罚俸三年，闭门思过，现在担的职务，全部免除。”

对前面的人，都是重责，只有对魏国公徐文爵是轻放。

由此可知，崇祯帝对勋贵，还是留有情面的。

“遵旨。”

对崇祯帝的处置，内阁没有异议，内廷批了红，压上大印，内阁画了押，这道圣旨就发了出去。

……

皇太子朱慈烺回到京师时，圣旨已经发出去有二十天了，南京那边在接到圣旨之后，立刻就做了处置，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李弘和一干人等押入死牢，等待秋后问斩。而一向是南京第一尊的魏国公府，瞬间从高峰坠入到了低谷，府门紧闭，更有锦衣卫把守，俨然已经是不能自由出入了。

同时的，各地官员也接到了内阁的公文，该驱散就驱散，该处置就处置，但是秉公执法，出了事情，自有内阁担待，于是官员都硬气了起来，不再姑息，各地衙门前为了逮赋之事聚集请愿之事大幅减少，尤其是在知道魏国公被惩处，李弘被定了一个斩首之后，敢于顶风作案的就更是少了——银子虽然重要，但脑袋更宝贵，真要惹怒了朝廷，落得李弘的下场，那就因小失大了。

不过心中的怨气却是难解，去年是暗恨太子，认为太子追逮赋是不知道民间疾苦，今年则是恨上了内阁，若不是内阁的公文，府衙怎敢用棍棒对付我们？

于是骂声四起，逮赋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将矛头指向了周延儒，编出各种段子和诗词，辱骂周延儒，同时的，他们也没有放过始作俑者，那就是皇太子，虽然不敢明着骂，但却也是拐弯抹角的编了一些污蔑的段子，或者是借古讽今，用唐太子宋太子，讽刺现在的大明太子，甚至连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也出来了。

但恨归恨，骂归骂，但眼看朝廷的欠赋不交是不行了，去年到今年，朝廷的压力一天比一天，那些御史言官也一天比一天没有耐性，最重要的是，继续拖延下去，不但年年要收利息，而且家族中人不能参与科举——这个措施太狠了，没有科举，就不能当官，而没有当官的子弟做后盾，再大的家族也会逐渐败落，因此，只能含血咬牙，将朝廷的欠赋一分不少的全补上。

短短一个月，除了一些特别顽固的钉子户和一些确实没有钱的落败户，江南大部分的逮赋者都补上了历年的欠赋，粮米和银两，通过漕运，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师……

回到京师，朱慈烺就连续听到这两个好消息，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在赋税极低的情况下，有钱人就更不应该积欠朝廷的税赋，奈何，投机取巧的士绅太多，渐渐成了大明的顽疾。而为了医治这个顽疾，朱慈烺在朝堂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背负了巨大的骂名，才好不容易的将“追逮赋”推行了开来。

说起来，真是艰辛，不过终算是做到了，经此一次，江南士绅必不敢再轻易欠赋了。

而能进行到这一步，朱慈烺对蒋德璟很是感激，若没有蒋德璟在御前的一番言，内阁绝不会“自揽责任”，发出那样的公文，江南各地衙门前聚集的士绅，也不会轻易散去。

至于魏国公的处置，则是在朱慈烺的预料中，他的父皇崇祯帝骨子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于贪官和无能的官员，从来都不会姑息，但对于亲贵和勋贵，却又有点感情用事，崇祯十二年，朝廷财政困难，首辅薛国观提议向勋贵们募捐，这本是一个好主意，崇祯帝也知道，不少勋贵富的流油，奈何最后就是推不下去，究其原因，就是崇祯帝心软，面子薄，架不住勋贵们的哭穷，偏偏薛国观又不自律，被政敌抓住了把柄，五皇子又忽然死去，临死前的一番话，吓着了崇祯帝，募捐之策就此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