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章 收复

五四的这一个多月，国内的抗争以及外交上都算挺成功的。

顾维钧不签字的决定非常灵性。

日本代表团的牧野伸显当时就担忧地表示：“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我观察并非如此，我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数年之久，一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困境，未可知也。”

这个小鬼子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五四的作用之大不用过多叙述，单单一个近代转入现代的就足够彰显地位。

当然这是站在了上帝视角，要是从当下着眼，最现实的表现可能就是加速了北洋内部的裂变，尤其是皖系和直系的分裂。

五四可以说直接引发了后续的直皖战争，亲日的段祺瑞一派渐渐没落。

段祺瑞估计对此相当无语，自己在成为“共和英雄”后，又对德宣战，并成为胜利国。去年一战刚结束，没开和会时，段祺瑞志还得意满地以总司令身份检阅军队，接受群众和各国使节的检阅，人群中喊出了“段祺瑞万岁”的口号。

但他刚坐上云霄，还没缓过神，就又再次摔到地上。

什么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段现在心里真是明明白白。

两人做的当然还是春秋大梦。

曹汝霖扳起手指头算了算：“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81年伊犁条约，被割去了大片土地，若能收回，现在的小事何足挂齿！”

段祺瑞说：“这场学生和工人的运动简直就像一场别有用心的阴谋。那些学生还说什么中国要亡？开玩笑！现在咱们可是战胜国，再怎么都比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要好！简直不辨是非！”

苏俄只是画了一张不切实际的大饼而已。

段祺瑞说：“宣言上就是这么写的。”

曹汝霖也听得心旌神摇：“希望他们不要食言，那样我们就能翻身了！”

段祺瑞说：“好在北边的苏俄发了声明，要废除以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曹汝霖已经认命了：“现在各界已经对我们不信任，局面稍不留神就会不可控，总理以后多加小心。”

曹汝霖是干过外交的，于是问：“有没有书面上的文件？”

曹汝霖讶道：“全部废除？”

俄国是占据咱们领土最多的，要是从他们手里收回，估计段祺瑞的功劳比“四造共和”都要大得多。

曹汝霖感觉不可思议：“现在他们处境艰难，不会是空头支票吧？他们与德国的条约便被作废。”

对于大总统徐世昌迫于压力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他也很生气。

曹汝霖说：“密约被报出来，你我无能为力。”

“如此优厚的条件！”曹汝霖不得不震惊，但还是谨慎问道，“真的是一切不平等条约？”

段祺瑞说：“现在他们面对各国干涉军，自身难保，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不争一下太可惜。”

段祺瑞点头说：“所以你我要振作精神，即便失去区区胶东，但能拿回远大于胶东之土地，何止功大于过，简直是拓土开疆。”

段祺瑞说：“苏俄负责对东亚外交的一个叫做加拉罕的官员发了苏俄的宣言，宣言声称，“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土地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方，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

段祺瑞继续说：“那位叫列宁的领袖，早在多年前就说过，“四亿落后的中国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我们的党派主张，必须废除与中国不平等条约，待革命取得成功，把沙皇侵占的领土，尽快归还给中国！””

苏俄后来又发了两个宣言，第二次的宣言相比第一次，把有关中东铁路无偿归还的条款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

段祺瑞专门跑去安抚曹汝霖，气呼呼地说：“润田（曹汝霖字），我没想到大总统如此不负责任！你为我冒天下大不韪，借到日债，该是大英雄。徐大总统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人愿意给他出力？”

第三次宣言则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北洋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

而且他们还解释了解释，所谓要废除的条约，是1896年以后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侵占的大约为1400平方公里土地。主要是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

但1896年以前的那几个条约才是大头，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

第三次宣言时，苏俄已经基本肃清白军，打赢内战，站稳了脚跟。

那时候，呵呵，1896年以后的都直接反悔了。

此前一切不过是缓兵之计。

反正这就是国际政治。

对苏俄有利的条约，他们一个没废除；对苏俄不利的条约，比如与法国的大量借款、对德《布列斯特条约》则全部作废。

但这时的皖系，肯定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救命稻草。

曹汝霖又说：“李谕在学界和工商界都有强大影响力，总理可以派一名心腹去他那里探探口风。”

段祺瑞点头说：“确应如此。”

——

东厂胡同。

徐树铮敲响了李谕家的大门。

“徐将军怎么穿了便装？”李谕问。

徐树铮呵呵笑道：“穿戎装太过招摇。”

李谕让王伯端上茶，然后问：“徐将军所来何事？”

徐树铮说：“我这人不擅长绕圈子，今天来，是段总理让我问问，学生和工商界还有没有什么……什么不满的意见。”

李谕笑道：“我可代表不了学生和工商界。”

徐树铮说：“但以院士先生的影响力，一呼百应，学界与工商界必然卖您面子。”

“那就不好说了，”李谕顿了顿，“天意难违。”

徐树铮立刻说：“院士先生，您难道真要看着局势江河日下？”

李谕并不想管他们会不会倒台，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不是还有一张王牌？”

“什么王牌？”徐树铮问。

“外蒙呀，”李谕说，“你们编练了四万参战军，现在各方要求你们裁撤，既然不想裁撤，就先找个地方发泄发泄。现在的外蒙，别说四万军队，就算只有四千，他们也挡不住。”

徐树铮思忖片刻，说：“外蒙……要等一个机会。”

李谕好整以暇地说：“很快就会来了。”

徐树铮问道：“院士先生为什么如此肯定？”

李谕笑道：“连美联社那边都有了消息，他们如今非常关注苏俄，风吹草动的消息都会探寻到。”

“此话当真？”徐树铮再次确定了一下。

“我从不吹牛，你不相信就联系一下美国公使馆求证。”李谕说。

徐树铮当即起身：“我现在就回总理那！”

李谕拱手道：“祝徐将军马到成功。”

徐树铮收复外蒙，是民国一件很值得称道的胜利。

过程其实蛮顺的，几个月后，外蒙一些高层主动向北洋政府示好，说他们受够了俄国欺负，非常羡慕内蒙得到的各种优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揽下他们的债务，并且给王公和喇嘛们支付俸禄，他们就愿意放弃独立。

北洋政府当然答应，一年不过一百万银圆而已。

只是后来外蒙议会又否决了议案，北洋政府立马命令徐树铮挥师北上。

这一批参战军训练得兵强马壮，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拦的是蒙古原俄国顾问领导的白俄军队，不过他们也无法阻挡徐树铮军队的前进。此时俄国毕竟内乱重重，来不及对此作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的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外蒙的回归，让民国版图达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大值。至于之后再次脱离，就是另一码事了。

——

送走徐树铮后，李谕便来到北大，正巧鲁迅过来找《新青年》投稿，两人便随便聊了几句。

鲁迅说：“五四刚发起时，我在家中读书，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好在学生竟真的救了国。”

李谕说：“学生们也是书生，虽然不少学生有些自负，天天吵着“要带领群众救中国”，但自古以来不就有书生救国的情节吗，可以理解。”

鲁迅感慨道：“书生救国？想想被罢免的曹、陆、章几人，也算当初一起留日的同志，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怎么了？为何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

李谕说：“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还没结束，”鲁迅叹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李谕表示赞同：“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没什么别的办法。”

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对李谕急切地说：“糟了！蔡校长辞职走了！”

“走了？”李谕讶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蒋梦麟说，“校长只留下一句话。”

“什么？”李谕问。

蒋梦麟拿出报纸，指着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

李谕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蒋梦麟和胡适摇头道：“我们也不明白。”

李谕问向鲁迅：“周先生，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鲁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摇了摇头：“蔡校长是前清进士，学问比我好得多，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里。”

“我就说你们还是不懂吧！”辜鸿铭拄着文明杖走过来，哼了一声说，“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还在这讲新文化？”

胡适也顾不上和他顶嘴，用恳求的语气问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长的意思？”

辜鸿铭得意地坐了下来，拿起报纸说：“你们听好了，这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之《风俗通义》，意思是一匹好马在周边人不停地喝彩激励之下，越跑越快无法控制，最终累死在路边；至于“民亦劳止，汽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以之判断，蔡校长是想表达自己就是那匹马，虽然赢得无数掌声，不过已身心疲惫即将致命。”

“原来如此，”胡适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学古今。”

辜鸿铭满意地说：“你们要记住，旧文化也是文化。”

蒋梦麟说：“蔡校长难道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负？”

李谕说：“蔡校长一向支持学生运动，或许是感觉到了事态不可控。不管怎样，咱们赶紧联合教师们，发电报把他请回来。”

蔡元培确实感到了一些有心无力。

五四胜利之后，很多学生过分扩张了要求，要求拥有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一旦所求不顺，动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师要是在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即马上遭罢课反对。

罢课似乎成了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也随即提出，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的活动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

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抛到脑后。

没有蔡元培，还真不好管教，必须让他回来约束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