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主义和统一思想

自1840年6月15日，104位穿越者降临这个时空，已然过去四年有余。在这一千五百多个日夜里，众人拧成一股绳，汇成一条心，始终抱持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凭借自身的学识与能力，彻底改变这个苦难的世界，使这个民族挣脱愚昧与落后的桎梏，重获新生。

如今，特区建设成果斐然，发展前景光明，外部环境也相对平稳。然而，老话说得好：人闲则生事。

就在一切看似顺利之时，团队内部开始浮现出微妙的思想波澜。

为了便于联络，机电组长老张早前曾带领组员，依托099舰上的电子战系统，搭建起内部局域网，将所有人的手机、电脑等设备纳入网中，并设立了一个“政策论坛”，供大家交流讨论。

此时，论坛内一篇帖子正引发激烈争论。帖子原为纪念原时空的十月一日国庆而发，但末尾却抛出了一个尖锐的拷问：

“我们来到此地已逾四年，既不提马克思，也不讲毛

泽

东思想，反而大力扶助乡绅富户发展工商业，这究竟是要走资本主义改良的老路，还是准备推翻清朝，自己当皇帝？”

跟帖者众，观点针锋相对。有人深表赞同，认为当前的路线“背离了初心”；有人激烈反对，主张“务实发展才是硬道理”；还有人提出各种折中看法。一时间，论坛上唇枪舌剑，火花四溅。

这是四年来，穿越者内部第一次在根本指导思想上发生公开的激烈碰撞。

这一动向立刻引起了林澜与苏锐的高度警觉。若任由分歧蔓延，思想一旦割裂，团队便可能从内部瓦解，甚至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领导小组连夜召开思想工作会议。会议室气氛凝重，灯光下，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异常严肃。

政委苏锐首先起身，做了诚恳的检讨：

“同志们，作为政委，我必须承认失职。这些年，我们一门心思扑在工业建设与科技发展上，却严重忽视了队伍的思想建设。大家从那个高度组织化、信仰坚定的时代而来，突然置身于这个全然不同的时空，面对复杂的历史情境，心中产生困惑与疑虑，是完全正常的。而我未能及时引导、澄清，导致分歧公开化，这是我的责任。”

他顿了顿，环视在场众人：“但问题已经出现，我们必须正面回答：我们究竟是谁？要往何处去？”

刚从上海返回不久的林薇薇接着发言。她性格直率，观点鲜明：

“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尚未形成，列宁和我们的****都还未出生。难道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去宣扬一套在未来才会诞生的理论吗？这本身在逻辑上就存在悖论。”

林薇薇私下里更像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她热衷于汉服的设计与推广，对古典文化的眷恋远甚于旁人。此刻，她的语气变得更加沉重：

“西来的理论，未必完全契合我们的土壤。否则我们的先辈也不会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走过那么多弯路，付出过那么惨痛的代价。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另一时空的答案，生搬硬套到此时此地。”

会场陷入沉默。每个人都在思考。

良久，林澜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有同志问我，我们现在的路线，是不是资本主义改良？是不是背离了根本？今天，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

她站起身，

走到墙边悬挂的一幅中国地图前，手指轻轻划过那片古老的疆域：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党，我们的事业，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不等回答，她转过身，目光灼灼：

“是人的解放，是社会的公平，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大同世界。这个目标，难道会因为时空转换而改变吗？”

她走回桌边，拿起一本线装的《礼记》，翻开早已做好标记的一页：

“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在这本书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

她抬起头，声音洪亮起来：

“这难道不是最纯粹的共

产

主

义理想吗？这难道不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追求吗？后世的腐儒，为了一家一姓之私，阉割了其中的真义；而西方人，在千年之后的苦难中，也产生了类似的思考。这恰恰证明，对公平、正义、大同的向往，是人类共通的良知！”

林澜的情绪愈发激昂：

“我们所做的一切；组织农会，让耕者有其田；推广合作，使弱者有所依；发展机器，解放人力；开启民智，破除迷信。都不是在引入什么外来的‘异端邪说’。我们是在拂去历史的尘埃，接续我们祖先早已提出、却又被中断的伟大理想！我们是在用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工具：‘格致之学’（科学），去实践它，去实现它！”

她轻轻放下《礼记》：

“这叫什么？这叫‘返本开新’！这叫‘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不是任何外来思想的搬运工，我们是华夏道统真正的继承者，是古老理想在新时代的开创者！”

会场寂静片刻，随即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许多人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林澜的这番话，如同拨云见日，为许多人心中萦绕的困惑提供了清晰而有力的答案。

会议最终一致通过了林澜提出的理论框架，并将其命名为

“新儒学”

或

“经世实学”。其核心可概括为

“大同主义”（Datongi**）

，明确界定为：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终极目标的，融合现代科学方法、工业化生产体系与华夏仁爱伦理的社会实践学说。

其理论支柱主要包括：

公天下（经济基础）：主张关键资源与产业（如土地、大型机械、交通命脉）应由集体或社会公有，避免私人垄断酿成巨大不公。这对应于“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强调财富的社会共享与合理利用。

选贤能（政治组织）：主张通过公正的考核与民主的选举产生管理者，打破血缘、门第的桎梏，实现“选贤与能”，让有德有才者治理社会。

讲信睦（社会伦理）：致力于建立普遍的社会契约精神（信）与牢固的社区互助网络（睦），废除一切人身压迫与不公制度，营造“讲信修睦”的和谐社会关系。

在方**上，则大力倡导

“经世实学”

，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科学实验，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空间玄谈。创造性地提出

“知行合一，格物致用”

的实践原则，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大学》的“格物致知”相结合，并坚定地指向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方向，即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进民众的福祉与社会的进步。

会议决定，立即在穿越者内部展开系统学习，并在特区各级学堂的教材、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全面宣传阐释这套理论体系。

之前在论坛激烈争论的年轻工程师，读完“大同主义”的理论手册，放下笔感慨道：“原来我们做的不是背离初心，而是在以更贴合这个时代的方式，实现我们一直追求的理想”，眼神里的困惑彻底消散

新思想的提出，迅速平息了内部的争论，统一了认识。但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穿越者团队的预期，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了远超想象的层层涟漪。

在特区及其影响所及的广东、上海等地，这套以复兴古典理想为旗帜、融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学说，在士绅阶层和读书人中引起了空前反响。

广州府的书院里，几位学者围着特区报刊上的“新儒学”思想，一位老儒抚着胡须感叹：“原来《礼记》真义在此！后世腐儒阉割圣人之道，竟让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数百年”。

广州某书院的教习，将特区报刊上的“大同”论述抄在黑板上，逐字逐句讲解，台下的弟子们听得入神，有人忍不住发问：“先生，这般理想，真能在现世实现吗？”教习举起报刊上特区农会、工厂的照片：“你看这香江、浦东的景象，便是新儒学的实践之路”。

当即决定带着弟子前往特区考察。

满清入关后长期压抑和阉割的汉族文化意识与民族情绪，被悄然点燃，并找到了一个极具感召力与“正当性”的出口。许多学者抱着“复兴真儒学”的目的，重新钻入故纸堆，却是在寻找批判现实、向往未来的思想资源。

一个连穿越者们也始料未及的“副作用”随之显现：林薇薇和林茵旗下“茵薇”品牌的改良汉服销量陡然暴涨，供不应求；各地新式理发馆中，“剪辫蓄发”的业务异常火爆，人们以恢复华夏衣冠为荣。一种源自文化自信的、无声的社会变革，正在悄然蔓延。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特区、澳门、广州、上海等地出版的中外文报刊的流通，关于“大同主义”和“新儒学”的报道与讨论，在几个月后，竟然漂洋过海，传到了万里之外的欧洲。

在里斯本的咖啡馆，在巴黎的沙龙，在伦敦的学会，一些关注东方消息的知识分子开始议论起远东出现的这种“奇特而古老的新思想”。这些零零星星的报道，也几经辗转，出现在某些报刊上，最终，或许会被那位正在布鲁塞尔埋头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年轻学者卡尔·马克思所阅读。

在1933年才被揭秘的一份笔记中记载：“来自远东香江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资本’在另一种文明背景下可能被驯服的珍贵案例研究。那里的实践者似乎证明，当一种强大的、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文明传统（他们称之为‘大同’理想），与现代的生产力（他们称之为‘格致之学’）相结合，有可能跳过‘资本’主宰一切的黑暗阶段……然而，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深层秘密：即价值形式的奥秘。这正是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

——

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1847年

历史的轨迹，在此刻，于无人察觉处，泛起了一丝微妙的波纹。

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它将在不同的土壤中，孕育出何种未来，无人可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因这群穿越者的到来，而悄然偏离了原有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