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节 贺文常大闹湘西北

既然彭德怀愿意两个军团合编，一军团的同志自然没有意见。于是上报中央，撤消第三方面军建制，两个军团合为第一方面军。中央复函同意，并任命朱玉阶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润芝为总政委，滕代远为副总政委。同时，也组成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润芝为前委书记，朱玉阶、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为前委委员。不过中央还在复函中附加了一项任务：第一方面军建立后，两个军团合力攻占长沙。

这可给毛润芝和朱玉阶出了一个大难题。二人认为，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克，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还遭受了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又刚刚会合，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

因而，毛润芝决定召开总前委会议，对是否再攻长沙进行慎重讨论。但因当时红军的士气十分高涨，三军团的高级指挥员在会上力主再打长沙。他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加上附近几县农军不过二万多人，也打下了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与地方农军相加，已经有四五万人，还不能去打吗？”

其实，彭德怀也清楚红三军团久未修整，亟需来一次短期整训，但打长沙是中央的的意图，只要一反对，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顶帽子非常吓人，即使彭德怀生性耿直，也不敢轻易触碰。第一次打长沙前，若不是他有意保护黄克诚，那就不是撤消提拔他当纵队政委的预案了，恐怕连支队政委也给撤了。有了这个教训，彭德怀硬是把反对意见给憋了回去。

彭德怀把难题交给了毛润芝和朱玉阶，但因上有中央命令，下有总前委内部不少委员的支持。毛润芝和朱玉阶也只能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于是，毛润芝、朱玉阶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又经侦察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零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还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兵力只相当于十三团，双方强弱悬殊。

朱玉阶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之计。

然而，何键却不中计。他在长沙周围设置了三道防御工事，工事前沿的铁丝网上还通了电。他令部队坚守工事，不许出击。这可急坏了指挥攻城的彭德怀。这时他的参谋长邓萍献计道：“战国时，田单曾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从而改变了齐国的命运。我们也不妨一试。”

彭德怀别无良策，决定试一试，或许可以成功。他就让人弄来一群水牛，在牛尾系上浸了煤油的棉团，点上火，然后驱赶牛群去冲撞湘军的工事。

当年田单是自居城内，把“火牛群”赶出城外，又是晚上，牛群没有退路，只能负痛向前冲撞。而红军却是在城外，“火牛群”一开始也往前狂奔，但在碰到电网后，有的被电击而死，剩下的受惊回窜，开始对自己的阵地横冲直撞。邓萍这一计，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乱了自己的阵脚。

朱玉阶懂得“战无常法”，也没有怪罪彭德怀。他又组织了几次强攻，但仍旧没有奏效。

长沙久攻不下消息传到了李立三的耳中，如同一瓢冰水泼到了他那发烫的胸口，顿时感到心头巴凉巴凉的。他的头脑稍一清醒，立刻想到历史上“围魏救赵”的故事，于是决定一试。即派被营救出狱后担任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的邓中夏奔赴湘鄂西，敦促贺龙为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而大闹湘西北，使何键首尾不能相顾，或许可助朱、毛一臂之力。

贺龙在桑植的发展并不顺利，虽然几起几落，但还是建立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周逸群也几经周折，转战到鄂西地区，开辟了洪湖苏区，建立了工农红军第六军。7月间，贺龙率红二军东进洪湖，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县会师，并根据中G中央的指示合编为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委周逸群，下辖红二、六两军，共1万余人。红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参谋长黄鳌，下辖红四师，师长贺锦斋；红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段德昌，下辖第十六、十七两师，第十六师师长王炳南，第十七师师长许光达。

这个许光达，即是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的那个“娃儿连长”。伤愈后，被党组织派到无锡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期间，他采用“瞒天过海”之术给中G地下组织搞了10条步枪。后因事情败露而逃离，去中G中央军委在上海开办的军事训练班受训。之后，奉命来到鄂西。

邓中夏来到湘鄂西后，便担任了湘鄂西的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周逸群只能降为副政委。从此之后，贺龙的总指挥就不那么好当了。因为按中央规定，在军队，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凡事一经政委决定，任何人不得违抗，否则就是违F党的纪律。何况他还戴着中央行委委员和湘鄂西特委书记的头衔，是贺龙的上级。不过，好处是邓中夏为人正直，对贺龙也很尊重。在作战指挥上，只要他认为贺龙的主张有道理，也能够采纳。但前提是必须事先经他同意，不得先斩后奏。贺龙也只好改掉直接下命令的习惯。

根据中央的命令，贺龙率红二军团南下，占华容，夺南县，攻津市，一路势如破竹，士气日盛。谁知却在澧州碰上了硬钉子，与朱、毛打长沙一样，旷日持久，攻而不克。

正在长沙久攻无果的当口，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得到张发奎的粤军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于是，毛润芝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应对策略。大家认为，国民党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对付共C党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张发奎的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毛润芝的战法向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下令撤围。

但对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不应完全放弃打长沙的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外围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阳；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

毛润芝认为，无论打长沙，还是进攻南昌，都难以奏效。

可袁国平却向毛润芝提出质疑：“你既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还执行不执行中央路线。”

这时，朱玉阶站起来说：“我认为应该先打吉安，得到补充后再打南昌或九江。”

但这也与中央指示不符，会场除毛润芝赞成外，全都沉默不语。

沉默就是不反对，于是，毛润芝拍板决定：先由朱玉阶指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歼灭敌新编第十三师等部队；由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占领清江（临江）等地，截断赣江，阻击援敌，保障红一军团进攻吉安的侧翼安全。待上述任务完成后，两个军团就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然后再打南昌、九江。

朱、毛正要率部行动，中G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却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张发奎的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

明智打不下硬要去打，朱玉阶不同意，毛润芝也不同意。

三年前，毛润芝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二人尚能谈得来。于是，毛润芝就耐心地与他分析了双方的兵力和装备，还有长沙的防守工事等。终于使周以栗同意了自己作出的决定。第一、三军团即于翌日清晨分别向吉安和清江开进。

反蒋联军因孙良诚、吉鸿昌、孙连仲、张自忠等部作战勇猛，并采用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津浦及胶济线上的晋军也乘机大举进攻“国军”。因两线相互配合，攻势甚猛，“国军”已难以招架。蒋介石认为颓势难挽，正准备全线退却时，战场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

北线晋军傅作义部突然停顿于曲阜，张荫梧也迟滞于高密。东线冯军放弃了对亳州的固守。亳州在津浦、陇海三角地带，可牵制津浦、陇海两线的“国军”。反蒋联军的孙殿英部正困守于亳州。冯玉祥却因阎锡山没有及时按协议供应军需等原因，未能给孙殿英部以大力支援，致使亳州失守。原攻取蚌埠、宿县切断“国军”津浦退路的计划，也因阎未及时供给冯军军需而未能实现。更要命的是由于阎、冯两军互不信任，矛盾加深，石友三有意附张（学良）反阎。而石的这一意图又为蒋介石所侦知。蒋看到战局大有转机，遂决定“苦撑待变”，放弃了总退却计划。

恰在此时，由于“国军”在湘、桂作战取胜，在南方作战之蒋军，可北调增援。蒋介石立即调动在南方的蒋光鼐、蔡廷锴、李韬珩部北上增援。

可是，他们往返的急电却被阎锡山的电台截获了。这个时候，双方都已筋疲力尽，哪一方有援军，胜利的天平就可能向哪一方倾斜。阎锡山得知这一情报，十分恐慌，急派周玳持他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要求冯派兵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向徐州实行大迂回，抄袭“国军”后路。阎在信的末尾断言：“此举若得成功，纵然不能活捉蒋介石，也可平分天下，隔江而治。”

然而，冯强调自己的给养已十分困难，没有进行大迂回的力量，实际是发泄对阎未遵守战前协议支援冯军军需物品的不满。但双方互不协调的结果是丧失了打败蒋军有利战机。

蒋光鼐、蔡廷锴、夏斗寅、许克祥等师由湖南岳阳乘船顺长江而下，转兵津浦铁路，又经徐州向北开动。李韬珩也经长江转海运，在青岛登陆。于是“国军”沿津浦、胶济两线先后对晋军发动攻势，晋军大败。在这一战役中，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出奇制胜，使战局起了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