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9章耕凿居人有远心

斐潜特意不是在平阳侯府，而是到了守山学宫之处来召开这个『见面会』，自然是有他的考量在内的。在平阳侯府内，固然是斐潜的主场，可是官方的味道就太强了一些，而守山学宫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学术先锋的味道。

不管是率先展开的经文研究，还是对于科举的学宫内大比尝试，都可以说是船小好掉头的典型。

斐潜想要展开对于当下这个阶段新的理论的阐述和拓展，明显守山学宫会比青龙寺更加的适合一些。毕竟守山学宫会更纯粹一些，青龙寺规模虽然更大，但是也因为规模太大，混杂的人更多，心思什么的也就更加的复杂，难以把握。

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因为周朝的制度已经『崩坏』，导致百家争鸣，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诸侯带盐，另外一方面也是探寻在周制之后，国家应该往什么方向上去走。

而很明显，秦国最终赢了。

秦国的胜利，也导致了在春秋战国之时的『百家争鸣』，最终变成了『一鸣』，华夏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成为被验证通过，并且强有力的国家制度。

随后的汉唐就贯彻了这条国家制度路线，直至唐代之时，扩展到了古典封建王朝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唐朝的骑兵，注意，是在巅峰时期，几乎是横扫大漠，震慑边疆，屠外国灭番邦，便是须臾之间，但很明显因为技术的限制，交通的不便，以及制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权制度被迫改成了地方军政府负责制，而尾大不掉的节度府，也使得从唐中后期一直绵延到了宋明，文官挟制打压武将就成为确保皇权稳固的唯一手段，最终导致明末原本应该抵御外敌的免疫系统，彻底成为了细菌入侵的温床。

同样，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从春秋战国开始，涉及国家制度的研讨人数，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缩减的，百家争鸣盛况不再。其主要原因依旧是大一统之后，儒家成为了核心学派，而儒家对于其他学派的压制力，也同样展现在了学术之中。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以财生民，不仁者掠民生财。国制，不可不慎也。制度得宜，则民生有常。制不宜，则如孔子所喟然，猛于虎也。』

婴幼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再没有比添丁增口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当然，抛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单纯谈空中楼阁明显是在耍流氓，但是同样的，如果完全不顾基层百姓的死活，只想着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调整和改革，利益的腾挪，清末的制宪闹剧就是最好的榜样。

『夫国之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必须审时度势，因俗施宜。故古之圣王，所以能兴国者，以其知道也。使之合天地之道，百姓之心，然后可以长久矣。』

就像是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他绝对是诸子百家当中的领头羊人物，那个仿佛被老天爷砸了一下的天坑脑门上，绝对闪耀着常人难以匹敌的智慧之光。

在封建王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和学阀制度之下，华夏古代的封建王朝固然可以在开国之后稳固百年，可也因为其制度是仅仅代表了极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罔顾了基层民众的需求，最终导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的湮灭。

这个时代，根本不需要那什么的生育。

可是过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这一点么？

显然不是。

可问题是除了『天授君权』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关，绝对不可能承认贱民才是国家根基，只能一味的强调精英才是国家的未来……

斐潜缓缓的说道。

『民者，士农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稳固，八荒靖平。』

而想要打破这个镣铐，正面争执显然是不行的。

『昔之制法者，所以制国用者，必计乎人口之众寡。盖人之所从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给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轻其末，务其大而不责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国之用自丰矣。』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只能是潜移默化，温水煮蛙。

『夫生财之道，莫大于生人。故国未有以人口为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吾以为，治国之道，莫大于养民。』、

『今之不然，士农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离转徙，而生人日少，则国用不足矣。』

华夏不是没有聪明人。

『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诸位以为然否？』

斐潜点了点头，又补充说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论定高下，无关贵贱职权，诸位可畅所欲言，绝不以言论罪之。』

关于人口的议论，其实各个朝代都有。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

儒家，黄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观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这家伙还特别注重人口调查，可谓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

然后，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

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然后韩非子也是光有意见没建议，他有『民争』的忧虑，说是『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结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张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到了唐代的时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表示人口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

依照这种理论基础，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将原本的『四民』，按其职业分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从韩愈的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精英』执政的味道？

为本阶级带盐么，人都要恰饭么，有什么问题？

可是华夏真正想要强大，是能靠单一的阶层么？

尤其是靠那些所谓『精英』阶层？

天寒地冻的，水确实太凉了，但是头皮么，还是可以凉快一下，这矛盾么？

什么才是『士』？

那是『土』的变形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时的马端临，就是华夏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并论述了其重要经济意义的人。他表示，『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

虽然说马端临之言，未必没有借题发挥，抒发心中郁闷之情，但也是华夏人口思想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进步，要数量，也要质量，否则那些整天不着调的说一些混账话的痴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么好作用？

台下众人，虽然听闻斐潜说什么言者无罪，但是在当下明显是要以此论来正名的时候，跳出来和斐潜做对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潜让众人畅所欲言，可依旧是沉默一片。

斐潜看了看种劼。

种劼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拱手说道：『有百亩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国策之易也，足以养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潜点了点头，『大祭酒所言甚是。』

『单以农而论，田亩之数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亩产养骤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问，理当解之。』

『那么，何人可解？』斐潜环视一周，温和笑道，『可是令农自解？亩产定数，口算岁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婴孩，以免口算。』

『故农之困顿，当士以解。』斐潜斩钉截铁的说道，『然今山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大汉赋税粗糙，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到了后世，税收制度依旧不尽如人意。原本应该是起到社会调节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结果呢？越有钱的越是逃税避税，而越是没钱的，则是被各个环节当中转嫁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棉花糖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至于其他国家么，嗯，咳咳……

『为求赋税口算，必有严律。蠹吏上下其手，乡绅巧夺民脂。』斐潜说道，『非田不足以养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横生，法令难行。下视上者鄙，上视下者贱，』

『是故，山东之贼，驱民而死，以战而减口，此乃绝户之术也，如当下河东之难。』

『常有闻大义之所谓，曰民之重也，然则待其政甚苛，岂非实视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腾，国将不国。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贼，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绝于天子，自绝于大汉，自绝于天下也！』

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

就像是斐潜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的将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显然是不对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个缠绕而生的共同体。

因此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单

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会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当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来自于环境抑制的时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厉害的是基层阶层，而统治阶层由于拥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响的。这就使得tong

zhi阶层的人数比例在总人口数中骤然上升，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会想方设法的增加税收，而基层阶层的交税负担就会增大。

华夏既然从春秋就开始高喊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那么此时此刻，何尝不是将这些喊了许久的『正义』落到实处的一个机会？

即便是斐潜心中清楚，这种『正义』的保质期不能确定，但也终究是好过没有。

在经过了种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询问和烘托，斐潜也就将最后的结论说出……

『夫四民之业，乃国之基石。士以笃学立身，农以耕稼养命，工以技艺成器，商以通货致富。四者各司其职，相生相养，共济大汉之繁荣。』

『士者，国之栋也。读书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应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于学，以备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农者，国之本也。食为人天，农为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农人勤于田畴，使仓廪实而民心安，国运自可长久。』

『工者，国之巧也。匠心独运，技艺精湛。锻铁为兵，筑土为城，造舟车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仅为民生之便，亦为国家筋骨之强是也。』

『商者，国之脉也。贾以诚信，贩以公道。商旅往来，货物流通，财富汇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国家富足，血脉通流。』

『四民之业，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时代变迁，物换星移，四民亦当随时而变，应势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职责不同，非有上下之别，亦无高低贵贱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职利民，以能兴邦，故为官者，采四民之所长，通四民之所职，以四民之所制，养四民之所生，以兴邦国，以福黎民。』

众人神态各异，有欣慰者，赞叹者，也有疑虑者，迟疑者，同样的也有低着头，似乎不愿意让人看见其表情者。

斐潜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昔者，尧舜禹汤之世，道德昭显，仁政流行。为政之人，以道立身，以德治国，坚守本心，不为世俗所摇。是以四海之内，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和气融融。』

『是故，执政当守山。山者，性善之所在，天理之根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宁百姓。』

『执政当通衢。衢者，天下之往来，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汉为疆，天堑化通途，险峻若平川！』

『执政当有道。道者，不为利欲动，不为权势惑，持此道者，无我无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启后，铸千秋功业！』

『然则，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诸君共勉，同心协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乐，四海一家，共享大汉之福！』

『今有贼，失其山，断其衢，乱其道！驱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儿戏！内无统四民之制，外无御戎胡之法！唯知贪夺民赋，苦征民役，盘踞高位，以害国邦！此乃大汉之祸端！』

『一身祸福，介在毫芒，千古勋名，争之顷刻！须知顺逆有大体，千秋可定名！当此讨贼革逆，除恶政，兴汉制，定国邦，靖四海八荒！』

『布告海内，咸使闻知！』